（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转变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1952年，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提前完成。随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这三大任务取得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也行将结束。这些都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进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在国家社会形态上摆脱具有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逐步进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继续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以及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面对我国历史转折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以及顺利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任务，认清和区分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显得迫在眉睫。正如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4]具体说来，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当时我国的主要矛盾。对此，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5]这就需要国家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在保证工人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彻底解决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我国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本身，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次积极探索。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实现了我国生产关系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变革，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与此同时，我国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也相继发生变化，面临“两个转变”。一是新时期的主要矛盾由阶级斗争转向人民内部的斗争，即人民内部矛盾逐渐凸显。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那种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大量突显出来。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被提上日程。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为什么在现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革命阶段过去了，或者说基本上过去了。^[6]二是新时期的主要任务由革命转向建设，即“向自然界开战”，建设和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基于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比如，只有正确处理好生产和分配、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才能解决好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只有正确处理好工人与农民、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才能解决好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其他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才能取得社会分配上的平衡；等等。这些均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

基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转变，我们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和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目标，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讲到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大关系。其中，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通过正确处理这几类矛盾，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7年5月2日，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一文指出，所谓团结全体人民，所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无非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已经非常明确。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要矛盾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作了高度概括，明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7]为此，大会还规定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解决这一矛盾。同时也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并提出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应当指出，能否妥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

（二）1956年下半年国内出现的一系列群众闹事风潮暴露出一些社会矛盾

1956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不仅国际上共产主义运动风波迭起，国内也在下半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快速完成，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冒进，我国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严重的问题，部分地区接连产生了许多不安定因素。城市中因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短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等群体性事件随之增多。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多起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的情况发生。广东、浙江、江西、安徽、河南、山西、河北、辽宁等省的农村则出现了合作社社员闹退社风潮。比如，这一年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千余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等。甚至有人在闹事过程中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形势严峻程度始料未及。

面对这种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许多共产党员和干部缺乏思想准备，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仍习惯于用革命时期的经验和方法处理这些矛盾，把群众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和少数闹事行为一概视为阶级斗争。有些党员干部甚至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并试图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加以压制。正如毛泽东所说，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办法对待新问题。又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8]事实上，这种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解决方法只能导致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十分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群众的团结。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摆在毛泽东及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1956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9]随后，毛泽东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做总结发言，他再次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同时郑重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957年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也称“一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10]接着，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反革命是有的，但是很少了。这些闹事不能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对此，刘少奇也指出，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11]显然，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把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村干群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盛行。

与此同时，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也对当时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非党知识分子更是产生潜在的抵触情绪，文艺界也出现了不少怀疑倾向，特别是对党提出的思想领域、精神生活领域的方针政策持否定态度。在1956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是非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但是党内外有相当多的人对这一方针不大赞成或持怀疑态度。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我们许多干部中间，实际上不赞成中央的这个方针。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或者不甚通。真正通的、真正认为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是少数，所以很需要做工作，做说服工作。

1957年1月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描写工农兵题材太狭窄，企图用“题材广泛论”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可以不必强调了，结果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12]毛泽东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认为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其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说他们的言论是“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法不对—粗暴不讲理”，“不相信人民有鉴别力量”。

面对思想文化战线出现的动摇情绪，毛泽东主张：一是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要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13]二是百花齐放，还是要“放”。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1957年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此次会议的主题即是如何在思想领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张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争鸣和思想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