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南帖北碑分道扬镳

清康熙仿董其昌扇面

清朝的书法，大致分为两期：从顺治，历经康熙、雍正，至乾隆，为帖学盛行的年代；自嘉庆、道光开始，碑学萌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碑学大行于天下。

清王朝建立后，承沿了旧明的典章制度，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精粹采取嘉奖、弘扬的政策，以笼络知识分子。清王朝虽定满洲文字为国家正式文字，但历代皇帝没有不习汉字的。顺治研习《黄庭经》、《遗教经》。康熙酷爱董字，明末已风行一时的董字得到新朝皇帝的青睐，身价顿时高了几倍。乾隆朝天下太平，丰润流媚的赵字为皇帝注目。全国竞以赵孟頫为师。继康熙时100卷历代书画记录评论总汇《佩文斋书画谱》问世后，32卷大型古代法帖集成《三希堂法帖》也在乾隆主持下问世了。

《佩文斋书画谱》由孙岳颁等奉敕编撰，全书从1844种相关典籍中采集而成，刊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引文皆注明出处，体例完善，分类科学，为历代书画谱中最完备之作。《三希堂法帖》全称《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系乾隆十二年（1747）出内府所藏法帖墨迹刻成。乾隆二十年（1755），又出内府所藏褚遂良等人墨迹，刻成《三希堂续帖》四卷。

这两部巨著，尤其是后者，精良的摹刻拓印，为后学提供武器库，推动着清初帖学的发展兴旺，但同时也造成万人一字的馆阁体的流行。据马宗霍《书林纪事》载，道光时公函文书常由十几个人分段抄写，完成后竟看不出合写的痕迹。

清初，文网的惨烈禁锢了思想。知识界乞求亡灵，转向故纸堆。嘉庆、道光以来，由于金石、文字学的盛行，知识分子热衷于对古代文物的访求、搜集。道光以欧体规范书写，唐碑兴起，开了崇尚北碑的先河。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列强对中国瓜分日趋严重，开矿、筑路、办厂等大型工程的兴起，古碑志、钟鼎器皿的陆续出土与流传，一条通向新的审美天地的通道已在知识分子面前打开，清代书法走上了碑学——从篆隶、北碑入手的道路。碑学的崛起，是对帖学的一种逆反与拨正，它以复古的旗帖为以伪古的帖学作主流的书坛注入了原汁原味、真古的新鲜活力。

从此，碑学、帖学各以自己的特性发展着，在中华书坛并驾齐驱，一直影响到现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