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成祖两代，书法上负有盛名的是三宋二沈一解。

元末明初，学赵字的余波末息。有的学了赵体的笔法，如杨维桢、解缙；有的继承了赵字小楷规矩的传统，如危素、宋濂；有的发扬了赵体的风神，如倪瓒、宋濂。在举世瞻目赵字的时代，宋克却无动于衷。

宋克，字仲温，一字克温，号南宫生，长州（今江苏苏州）人。他从钟繇、王羲之得体，从古章草得笔意，从而改易了古章草肥厚扁平的姿态，以瘦劲的笔画、纵长的结体别创了一条新路。长卷《急就章》字数达两千，隽秀古朴，为汉晋以后章草的精品，明代第一。他把章草笔意渗入行楷，将篆籀笔法糅入章草，草书诸种形态（章草、今草、狂草）在他笔下被熔为一炉，自然妥帖，生面别开。《书杜工部〈楠木为秋风所拔叹〉卷》、《杜甫〈壮游诗〉》等是他草书的代表作，气韵隽美、顾盼流畅。

明宋克杜甫壮游诗局部

明沈度敬斋箴局部

其他二宋是专攻小篆的宋璲（字仲珩，浦江人，宋濂的次子）、宋广（字昌裔，河南人，善行草）。明人评三家优劣说，宋广的书法不及前二家，“以其笔之连续不断，非古法也”（都穆《寓意编》）。事实上，笔势的连绵不断有助于气韵的宣泄；但过于夸张，只续不断，会引起视觉疲劳，失去愉悦感。书作游丝过于粗重，点画与牵丝交待不明，过渡不够自然，是宋广书法的一大缺点。

“二沈”是指云间（今上海松江）沈度（字名则）、沈桀（字民望）兄弟，人称“大小学士”。沈度在成祖即位后不久被召进翰林院，官至侍讲学士。篆、隶、正、行、八分，各体都写得很好，深受成祖赏识，有“我朝王羲之”的赞语。朝廷一切制诏都出于他的手笔。《敬斋箴》《送李愿之盘谷序》清隽婉丽，为台阁体的典范。沈桀以草书见长，行笔圆润，以遒逸取胜，在章法上下了一番功夫。兄弟二人，哥哥不写行草书、弟弟偶尔涉足楷法，专攻明确，不希望兄弟间争个你高我低。

明解缙千字文局部

解缙是永乐年间有名的才子，字大绅，号青雨，吉水（今属江西）人。文章雅劲奇古，诗作豪迈跌宕。成祖即位后，召他为左右侍臣，进侍读学士，命令他主持《永乐大典》的编纂。成祖皇帝喜欢他的小楷，一次亲自为他捧过砚台。解缙学书，得法于危素和周伯琦，精小楷与行草。尤其是行草书，在结体与章法上对传统有所突破。与楷书相比，行草书少了些严肃性，多了些随意纵狂。

到了英宗、宪宗朝，浙江瑞安人姜立纲（字廷宪，号东溪）继承沈度，以清劲方正、四平八稳的楷书为台阁体树立了样板。北京皇宫内院殿宇亭台楼阁的匾额大多是他手迹，中书省书写制诰的官员也以模仿他的楷法为荣。他的楷书被尊称为“姜体”，普天下读书人竞以为楷模，希冀有一手好包装，为科举应试的命中率增加一只砝码。姜体被最高统治者认可并得到全社会的认同，标志着台阁体的正式形成。对于这类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的楷法，明代名藏书家天一阁主人范钦批评它的点画是“算子”，也有人讥讽书者是趋时的“吏手”（项穆《书法雅言》）。

姜立纲的《中书楷法》，与他同时代李淳的《大字结构八十四法》，嘉靖年间丰坊的《书诀》（一作《笔诀》），万历时项穆的《书法雅言》，晚明汪挺的《书法粹言》等是保守书论的代表。他们关注于技法的探讨，前三者繁琐累赘，唱的是陈词滥调，唯丰坊论及悬腕用笔之法可供参考；后两者虽自成体系，但也学舌于前人，徘徊在自己筑就的复古圈子里，停留于学书的低级阶段——临摹。其中项穆有较深的研讨，他的书论秩序井然，心得独抒。他把书法本质归为“正人心”、“翼卫教经”，即写好字是为了弘扬圣道、昭示教化。故提出“清整”、“温润”、“闲雅”为书法品评的“三要”，为台阁体书法立极。他以晋人为宗，诋毁苏、米，从源上截流，断绝书坛异端的根源。项穆立论为正统书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