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明代的尚势书风

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把元顺帝赶回蒙古草原，建立了大明王朝，恢复了汉族的统治。明王朝一建国就采取了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加强了文化思想的控制。皇室身先士卒提倡帖学，明成祖特好二王法书，网罗了一批书家，给俸禄，办文书；并择其中优秀者入翰林院，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抄写皇帝的特殊文告，国家的制诏都出于他们之手。他还从舍人中精选了28人专门学习二王书法，研究内府秘藏的名家法帖。以后历代皇帝仁宗、宣宗、宪宗、孝宗、世宗、神宗都克承家训，留心翰墨。上行下效，终明一代，帖学大行。名家众多，但大师罕见。普通的读书人都能写一手流利的行草书，然所取法的大多是承袭《淳化阁帖》、辗转多次的翻刻本，笔法模糊、面目失真且支离破碎，有宋人之洒落而无其豪纵。楷书则承沿唐人严整而缺乏险劲，逐渐形成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台阁体。

明初五六十年间，台阁朝臣三宋二沈一解都是书写的高手，也是台阁体的实践者。

明代中叶，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变化，笔墨纵横、酣畅淋漓的时代风尚一扫明初柔媚规矩的书风。地域性文化群体——吴门书画派的形成为尚势书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祝允明、文徵明突破台阁体束缚，成为一时领袖。

明代后期，书坛上出现了一派大器晚成的好风景。“南董北邢”是主流书派的改良者，徐渭、张瑞图、王铎、傅山、宋曹等标新立异，另辟蹊径，给晚明书坛吹来了一股凉爽的清风。

商品化、世俗化、大众化是明代书法的特点。一方面，书法艺术贴近了广大民众，成为全民族雅俗共赏的文明载体；另一方面，因俗眼爱俗书，书家不追求精益求精，抹杀了创造性，为哗众取宠，抄录前人诗文甚至故意写错字或篡改原文，并且开启了炒卖名家、制伪作假、膺品泛滥的恶风。

明代文人多喜著述，书论之作，就数量而言，远远超过前代；但衡量其价值，佳作甚少，出现了与尚势书风不相协调的滞后现象。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保守复旧一派中，以赵体后继者为荣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书家撰文论书，大谈技法，介绍经验，汪汪洋洋，分条析理，富有专著；而勇于创新，卓有成就的大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先进、叛逆的新理念，但仅有闪光点，没有串起珍珠的线，缺失系统性、体系性。另一方面，无论是复古主义还是反复古主义，书家的理论实践，总有那么矛盾的一面。复古主义的实践者却能提出新理念，如方孝孺、李东阳都强调把书意放在首位，王世贞也学习古人，不是为了模仿，而是找“渊源”，求继承发展的观点；反复古主义的名家又会反复申述自己学的是二王，如王铎专事粗野欹怪，却害怕别人说他走“野道”，连呼三声“不服”，声声“吾书独总羲献”。这种理性与实践的抵牾折射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全社会产生了找回时代、找回自我的意识的觉醒。同时，封建积淀的深沉、政权禁锢的严密，这种新意识被不断地扼杀与异化。晚明叛逆派在书写实践上有成就，但在传统理念——“道”上的越雷池显得苍白畏缩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