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结束了东汉末以来三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南北的统一，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书法艺术也折射了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南北书体互相渗透，经过长期酝酿，逐渐趋于融合。隋朝立国虽短，这一时代民族大融合的特点在书法艺术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从《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等传世作品中可以看出唐代的成熟楷书是由此萌芽并茁壮成长的。它们的出现为北魏书体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承南北朝诡谲奇变之绪，启大唐逐趋规范的新风。

《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劝造龙藏寺碑》（以下简称《龙》），文帝开皇六年（586）立石于今河北正定。《董美人墓志》全称《美人董氏墓志铭》（以下简称《董》）。美人，是后宫嫔妃的一种称号，据隋制属于世妇一级，正四品。董氏是隋文帝第四子蜀王杨秀的妃子。墓志铭由杨秀撰写，开皇十七年（597）刻，清代出土于陕西西安。原石在太平天国战火中被毁。

两碑用笔明显承袭魏碑来自隶书的特点，方圆笔并用，各有侧重。横画收笔保留北碑外拓折刀法的痕迹，“父”①字（《董》）的波捺、“是”②字（《龙》）的长横仍采用了隶书的捺脚，腕力强劲。戈勾、浮鹅勾、横竖勾，以及长撇用腕逆出，力达末端。“枕”③、“凤”④（《董》）、“岸”⑤、“陶”⑥（《龙》）等字有关点画圆润、屈张、遒劲。讲究力感是两碑的第三个共同点。中锋运笔，点画的立体感强。“川”⑦（《董》）、“李”⑧（《龙》）等字竖画、弯头竖勾弩势劲挺；尤其是长横起伏不平，“子”⑨（《董》）“者”⑩（《龙》）等字中间微凸，“汴”⑪（《董》）、“大”⑫（《龙》）等字中间微凹，两头均开张，呈弓形，显示出极强的弹性与张力。强调动感又成为两碑共同的追求，点画间形断意连，“浦”⑬（《董》）、“妾”⑭（《龙》）等字点带勾，随处可见；“於”⑮（《董》）、“悉”⑯（《龙》）等字两点间的连写，“驰”⑰（《董》）、“亦”⑱（《龙》）等字的连写与简化不时出现。“怨”⑲（《董》）、“徙”⑳（《龙》）等个别字点画间竟然出现了时隐时现的牵丝。楷书渗入行意，笔势飞动，灵巧而有生气。

两碑用笔明显承袭魏碑来自隶书的特点，方圆笔并用，各有侧重

两碑楷法基本具备，情貌却各有不同：

一、《龙》的点画以圆笔为主，间有方笔；《董》则以方笔居多，时见圆笔。尤其是转角处，《龙》用转法，和顺流媚，《董》用折法，方角微上冲，峻利精神，如“昔”字（同字比较上《龙》下《董》）。

二、《龙》同一点画中粗细不一，尤其是作主笔的长横，两头粗重，中间细劲，起伏提按明显；《董》点画相对平直，“其”字在两碑（志）中态势分明。

三、《龙》属于平画宽结型，《董》归斜画紧结类。以“此”、“莲”等字为例，《龙》横画较平直，《董》横画明显左低右高。从结构看，框架结构内部点画或小心紧缩、四周留白，或恣肆洋溢、周遭缺乏空间，“国”字在两碑（志）中紧松大异。左右结构的“驰”字，在《龙》中左大右小，在《董》中左右等同，却又有左上右下的参差。“也”右边与中间竖画的长短又强化了两碑中宫的松闲与紧迫。多重结构组合中，《龙》的“甄”字左边“土”左倾与左移，右边“凡”长撇化短，并较垂直，左右的避让为中间留下空阔地带，显得特别有情趣。《董》的“体”字则是以左右大小、上下参差、情态正斜的安排在揖让穿插中收敛中宫的。至于“河”字，《龙》中长横与竖勾的外拓势与《董》中的内势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结体紧松不言而喻。

两碑楷法基本具备，情貌却各有不同

四、《龙》结体以方正为主，略呈扁平，《董》以扁方为主，略见长形。两个“台”字因首横与横勾长短，及被其覆盖部件倾侧的严重，或收敛的分野，演示着宽博的横势与收敛的直势。

《龙》秀朗细挺，点画精丽，写得较松，下启褚遂良、薛稷；《董》峻严方饬，工整端庄，深深影响了大小欧阳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