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红嫂
回顾党的光辉历史,人们自然想起著名的革命老根据地——沂蒙山,就情不自禁地哼起《沂蒙山小调》《谁不说俺家乡好》这优美的歌曲,就回忆起“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的战争岁月,就会追忆起成千上万名“沂蒙红嫂”那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我们看过的电影或戏剧等文艺作品中的“红嫂”,大都是以沂南县的明德英大娘为原型的。那还是1941年冬,穷凶极恶的日寇进行大扫荡,山东纵队司令部所在地马牧池村被日军包围,突围的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一位八路军战士掩护首长们和机关撤退后,穿着被战火烧焦的衣服冲出包围圈,跌跌撞撞地跑到村西的王家河岸上,不料被两位日军发现。这位战士的右臂、左肩先后中弹,他强忍着伤痛在坟茔、石碑和树木中间机智地与敌人周旋。这时又聋又哑的明德英大娘,正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在团瓢屋(沂蒙山区一种圆形的抵风防雨的房子)前晒太阳。她从战士那穿着、气喘吁吁的表情和满身的血渍上明白了一切,赶忙抱着孩子迎上去,抓住战士的胳膊就往屋里拉,拼命把他按倒在床上,蒙上一床破烂不堪的被子。这时两个日本兵已经来到矮得低下头也难以进来的屋门前。明德英沉着地让日本兵坐下。鬼子发现她是哑巴,就比划着战士的身高、打扮,问跑到哪里去了?明德英毫不犹豫地朝西山指了指,骗走了敌人。她掩死门,揭开被子一看,大吃一惊,这位嘴唇干裂的战士由于流血太多已昏过去了。生命垂危,怎么办?找人来不及!烧水来不及!于是,她轻轻解开衣襟……挤出那喂养孩子的乳汁,那世间最甘甜、最珍贵、最圣洁的乳汁,饱蘸着浓浓的深情,一滴,一滴,流进战士干涸的喉咙。战士走出死亡线,慢慢睁开了眼睛,泪水不知不觉涌出了眼眶……
这就是一位母亲,一位最普通又最伟大的母亲;这就是沂蒙红嫂,千千万万沂蒙妇女的杰出代表。是她们用圣洁的乳汁抢救了战士的生命,用她们的血和泪、爱与恨弹奏出憾人心魄的最强音……
沂蒙山区是山东建党最早的地区之一,这里有大小山头七千多座,山峦起伏,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内外封闭,是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是当时山东以及华东地区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的所在地,刘少奇、罗荣桓、陈毅、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这里战斗过,曾经号称“小延安”。因而,沂蒙山区也一度成为日寇的眼中钉、肉中刺,遭受着残酷的镇压和屠杀。共产党救百姓于水火,人民对党一往情深,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饱受封建压迫和日寇奴役的沂蒙姐妹,像明德英大娘这样,与亲人一道,英勇顽强,坚持斗争,谱写了动人的篇章,创造了不朽的功勋。
一位位大嫂用生命掩护烈士的子女、革命的后代,有的甚至不惜献出了自己孩子的生命。王换于大娘,在日寇疯狂扫荡的年代里,在她的精心安排和照料下,安全掩护了27位首长和烈士的孩子,被尊称为“沂蒙母亲”。当年,她把烈士刘仁铁的遗子抱给了孩子刚几个月的二儿媳妇,嘱咐说:“你上心把这个孩子拉扯着吧。这是烈士的后代,让他吃怀里的奶,让咱的孩子吃些粗的。咱的孩子磕打死了,你还能再生,烈士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那可就断了根啦。”二儿媳妇没辜负娘和沂蒙人民的厚望,精心照料烈士的孩子,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却先后去世。王换于大娘和二儿媳妇抚摸着面黄肌瘦已经死去的自己的孩子,痛苦不已,心如刀扎,泪水落在孩子冰冷的脸上,打湿了衣襟,打湿了脚下的土地……但是看看长得壮壮实实的烈士遗子,心里又宽慰了许多……
1942年5月,小麦刚刚抽穗扬花,鬼子又发动了大扫荡。一天,县妇救会会长王炎同志匆匆来到了沂水县宅棵子村张志桂大嫂的家,进门就说:“大嫂,咱八路军有个团长,女儿刚三个月。孩子的母亲在八路军医院工作,身体不好,没有奶水。最近,鬼子又大扫荡,部队打游击,医院天天转移,如果再找不到奶水喂养,孩子生命就危险了。我考虑再三,送给你收养最合适。”婆母听后忧虑地望着儿媳,丈夫心里也犯犹豫,都担心有个三长两短不好交待。可张志桂却说:“人家八路军是给咱穷人打天下才出生入死的,咱帮着奶个孩子,应该!再苦再累我不怕,只要孩子的父母放心就行。”第二天,王炎送来了那个叫鲁生的孩子。张志桂一看,那孩子面黄肌瘦,小胳膊像干细的木柴棒,只有两只小眼睛无神地看着陌生人。把奶头送进她嘴里,她眼不睁,却拼命地吮吸着,噎得直打呛。两个孩子都很小,都需要喂奶,常常因为都吃不饱双双啼哭。张志桂就跟丈夫商量说:“鲁生身子弱,既然咱答应了人家,就一定给喂养好。咱的孩子虽说刚满月,可是很壮实,就委屈委屈咱的孩子,让她跟大人吃点粗粮吧。”秋天,小鲁生快满周岁了,不但会叫爹、娘了,还开始蹒跚学步了。但是自己的孩子却因断奶过早,体弱消瘦,抵抗力差,来到这个世上刚刚七个月时就不幸夭折了。孩子早已经停止了呼吸,可是,张志桂还是长时间地、紧紧地抱在怀里。她小心地把奶头放进那紧闭着、永远也不能再吸奶的小嘴里,泣不成声地说:“孩子,我的好孩子,再看娘一眼,再喝最后一口奶吧,是娘对不住你呀!”四年的艰苦岁月熬过来了,壮壮实实的小鲁生终于回到了亲爹亲娘的身旁。1963年,年仅51岁的张志桂竟一病不起。在离开人世前,她还自言自语地说:“鲁生那孩子今年22了,她要是来了,让她无论如何到我的坟前看看,娘想她呀……”
“母送子、妻送郎,识字班送兄上战场,保国家、保家乡,穷人饭碗有保障……”这歌词,是沂蒙妇女蘸着炮火和血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创作的。
王步荣大娘34岁时丈夫不幸病故,她含辛菇苦抚养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位苦大仇深、历经磨难的普通妇女,深知穷人只有起来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的道理,1938年,她光荣地加入共产党,从此她的家就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在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她毅然把三个儿子和唯一的女儿送上前线。1944年,她成了妇救会会长。由于部队伤亡大,部队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征兵运动。王步荣大娘辗转反侧,一夜未眠,天刚亮,就把平日里从不舍得吃的鸡蛋荷包了几个,一言未发,轻轻端到小儿子面前。小儿子一看就猜到了一切,含着眼泪说:“娘,你是让我参军吧?你这么大年纪了,并且只有我在身边,我要是去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王步荣大娘理解儿子的心情,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孩子,部队更需要你,娘……你就放心吧。谁没有老人,谁没有妻子,在这个节骨眼上,咱不能当孬包,不能后退。你报了名,咱村的工作就好做了。”
俗话说:“儿是娘的心头肉”,“十指连心,咬咬哪个都一样疼”。她嘴里说不难过,可眼泪却哗哗地流出来。就这样,她做通儿子、儿媳的工作,又和姑娘们扭着秧歌,唱着自己编的歌词,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在她的鼓励和影响下,这个才300来人的小村,一次就有40多名青壮年参了军。
那个年代,敌我力量悬殊很大。沂蒙妇女有的按照党的指示担任伪村长,或以其他身份作掩护,秘密传递情报;有的乔装打扮,深入日军巢穴,摸敌情,施间计,巧夺敌人的枪支弹药。平邑县的裴兰贞大娘是我地下情报联络员。当时,日本鬼子五里一个炮楼,十里一条封锁线,岗哨暗探密布,盘查非常严,做联络工作特别危险。裴大娘有时扮成讨饭的,有时扮成走亲戚的,有时扮成卖针线的,活动于方圆十几个村之间,把敌人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1942年一天夜里,裴大娘刚刚睡下,忽然听到“咚咚”的敲门声,原来是邻区的联络员送来了一封信,要求天亮前送到县大队。裴大娘一看,这封信插着三根火柴和一根鸡毛,那意思是“十万火急”。要走15里山路,还必须经过敌人的一个炮楼。可她二话没说,就把信缝在了裹脚布里,提上一个破篮子,放上几块碎煎饼,手拿一根木棍上路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清路,她深一脚浅一脚、磕磕绊绊地来到炮楼前。“站住,干什么的?”两个汉奸端着枪盘问起来。“要饭的。”“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我看你是骗人!”“哎呀,俺娘几天没吃东西啦,再晚了就饿死了,我那能骗老总呀。”裴大娘一边说一边哭。刚要走,突然一个家伙转过身说:“是不是八路的交通员?搜!”说完,他们又翻篮子,又搜身。裴大娘机智地把鞋一脱,举到一个汉奸的脸上。那个汉奸赶忙用手捂着鼻子,骂道:“臭娘们,快滚。”就这样,裴大娘终于在拂晓前把鸡毛信送到了目的地。原来,日寇纠集了几千人进行大扫荡,由于这封信送得及时,县大队按区委指示安全撤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凶残的日军经常丧心病狂地逮捕和杀害我抗日军民和地下共产党员。在这种十分恶劣和残酷的条件下,一大批沂蒙妇女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斗争,保护了大批党的干部和战士,掩护了很多机械设备、弹药粮食和秘密文件。有的不幸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44年,沂源县董粗河沟村的妇救会会长李树兰和儿媳郑树英、赵树兰同时在鲜红的党旗下举手宣誓,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并组成了一个党小组。从此,李树兰家的“亲戚”多了,“表叔”、“表大爷”多了,区上的干部、区中队的战士时常在这里落脚。她家就在村头,门前有个盛糠的圆仓,屋后是一条沟,直通后山,她们娘仨就轮流在圆仓上放哨,一有什么动静,拍打一下鞋底,或打一声唿哨,自己的同志就从后山安全转移了。那一年,她们家收养了3位伤病员,为了安全,就藏在了屋后的山洞里,两个儿媳妇以剜菜、打柴掩护,每天轮流进山给伤病员送水、送饭、送药。一天黄昏,汉奸头子带领一部分人把她们婆媳仨人抓到了场园的土坑前。“老东西,你儿子是共产党,你是共产党,你两个儿媳妇是共产党,你一家全是共产党,快把伤员交出来……要不把你们活埋了”。李树兰大娘说:“俺这一家子,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虽说和共产党沾不上边,与汉奸却不一条道。还是那句话,要老命有一条,伤员没见过。”敌人气极了,“哗啦”推上了子弹,枪口顶向了她娘仨的额头,“快说,不说就开枪了!”她们娘仨谁也不看谁,都一声不吭。敌人又把李树兰架进了土坑里,开始用铁锨填土……最后,敌人无可奈何,只好把她们放了。她们娘仨回到家,为了躲避敌人的眼睛,秘密安排乡亲们去照看伤员,一个月后,这三位伤病员伤愈归队了。
随着抗日形势的好转,我抗日军民逐步转入了战略反攻。广大沂蒙妇女都动员起来了,有的推磨压碾、烙煎饼、做军鞋,有的抬担架、送军粮,有的站岗放哨、当向导、埋地雷……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的群体。有一年5月,地处孟良崮北麓汶河岸边的东坡池村一片寂静,唯独妇救会会长李桂芳领着一群妇女在就地待命。下午,上级突然派联络员传达了任务:“天黑之后,咱们的队伍要从大崔家庄和万粮庄之间过河。为了节约时间,让你们预先在那里架一座桥。”李桂芳曾经冒过枪林弹雨,也曾入过虎穴探险,但对这架桥的任务却不知所措。她在反复琢磨,齐腰深的河水,一二十米宽的河面,5个小时之内,又没有建桥材料,只有这些妇救会员,怎么才能架一座让队伍顺利通过的桥呢?但她深知,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利,容不得半点迟疑。她用焦急的目光环视姊妹们:“大伙说,怎么办?”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商量哪儿来那么多桥板?桥墩怎么办?最后终于诞生了一个独出心裁的计划:没有木板摘门板,没有桥墩人肩扛。然后分头准备,并事先进行了试验。大约晚9点,一支队伍朝河边走来。李桂芳转身对妇女们喊道:“架桥!”话音未落,妇女们就按照顺序抬起门板朝河里走去。刹那间,桥!一座人桥!神速而奇迹般地出现在战士面前。看到这突兀而现的桥,战士们推辞说:“不,同志,不行!让我们涉水过河吧。”李桂芳站在凉气袭人的河水中,大声喊到:“同志们,时间就是胜利,快过桥……”部队首长眼含热泪,对水中的妇女们说:“谢谢,谢谢啊!”然后,又对身后的战士们大声喊道:“前边,是妇女们用身体为我们搭起的桥,一定要轻踩,慢走,走中间。”战士们犹豫片刻,终于走上了这座人桥。夜色中,虽然互相看不清面容,但战士们心中都明白,桥下是自己的姐妹,他们是踏着亲人的肩膀走向战场的,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是默默地、轻轻地、匆匆地从桥上走过……一分钟、二分钟……整整一个小时。一名战士、两名战士……整整一个部队。战士们的脚步声已经消失在炮声隆隆的前方,她们这32名妇女却被河水冻得周身麻木,牙齿直打颤,累得瘫倒在河岸边……
在抗日战争年代,不仅大娘、大嫂、大姑娘和小媳妇,就连刚懂事的小姑娘也投入了战斗。
1941年,侍振玉才刚刚11岁,就当上村儿童团团长,带领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查路条。一个滴水成冰的早晨,她和几个儿童团团员扛着梭标、棍子在村西岔路口放哨。不一会,有一位成年人背着粪筐四处张望着朝这边走来,不像个地道的庄稼人。她们就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你到那里去?”那人一 睁,一看是一群孩子,就点头哈腰地说:“我到这村里看看,不……去走亲戚。”侍振玉虽然年纪很小,但看见对方说话支支吾吾,再说走亲戚怎么能背着粪筐,就产生了怀疑,接着又问:“你的亲戚是谁?”那人慌慌张张答不出来,就被押到了村团部。经过盘问,这人原来是鬼子派来的奸细。经过反复教育,这人认了错,回去向日本鬼子报告了假情报。我八路军将计就计,趁鬼子出来抢粮抓夫的时机,打了一个痛快的伏击战,打死鬼子几十人。
沂蒙山区地处齐鲁故地,沂蒙妇女长期受孔孟文化的熏陶,自古就有勤劳、淳朴、善良、贤慧的传统美德。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火种,在二十年代初就在这片土地上点燃。抗日战争爆发后,她们怀着反封建压迫、争取妇女解放的朴素感情,用诚挚纯洁的心灵、勇敢聪慧的胆识、勤劳灵巧的双手,甚至鲜血与生命,谱写了执著而深沉的爱党、爱军队、爱家乡的“红嫂精神”。据统计,从抗日战争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沂蒙妇女共做军鞋315万双,做军衣122万件,碾米碾面11716万斤,动员参军39万人,救护伤病员6万人,掩护革命同志9.4万人。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有3.1万名沂蒙藉的战士献出了生命,这就意味着3万多位母亲失去了亲爱的儿女……
岁月沧桑,天荒地老。当年的沂蒙红嫂,这些不在经传的普通而又伟大的沂蒙妇女,有的在战争年代就已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建国后还没来得及充分享受平安而幸福的生活,就因年事已高而谢世;有的已步入暮年,仍然默默无闻,保持革命晚节,关注着沂蒙山区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在为家乡脱贫致富贡献着微薄之力……
沂蒙红嫂,沂蒙母亲,吮吸过您的乳汁、穿过您做的布鞋、吃过您碾的小米、受过您掩护的将士惦念您、崇拜您,享受着和平和幸福生活的每一位中国人民佩服您、怀念您,那页艰难而又辉煌的历史将永远铭记着您!您的功绩与长眠的烈士一样永垂于天地之间;您的精神与日月一样普照后代建设祖国,守卫家园。
沂蒙红嫂,革命的母亲,中国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