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有各种欲望和需求，归根到底是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富足。精神需求，对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群而言，表现形式和形态会多姿多彩。任何国家、任何时候，乡村相对于城市，文化生活都显得单调，有时甚至很匮乏。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期间那红火的文艺宣传队已经萧条，农民们家里还没有电视，广播喇叭也主要播放各地重大新闻，所以看露天电影才是乡村最丰盛的文化大餐。那真如同饿汉猛蚕美食，焦渴之时遇见清泉，跋涉沙漠闯进绿洲，让人们激动、兴奋、狂热，甚至生死相依。

当时还实行人民公社体制，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县里有电影公司，各公社的电影放映队逐村轮着放，顺利时一个月每村能轮一次。每当村里放电影，整个山村简直就沸腾了。当时只有公社驻地有部手摇电话，给各村下通知靠骑自行车或捎口信。无论到哪个村放电影，邻村的老少爷们都是共同享用。为了通知大家，有的村用大喇叭喊上几遍，有的村甚至“砰砰”放上几个“二踢脚”。当然，消息最灵通的是孩子们，每个孩子都要证明自己的消息最准确，凭着猜测也要跟同伴争论一番，甚至还会打起架来。白天，村里的所有事情都与电影搭上关系了。学校里的老师说：“晚上村里放电影，今天早点下课。”耕地的农民说：“早点收工吧，今晚看电影。”人们见面都问：“今晚演电影，去不去看啊？”往日总要玩到天黑的孩子们早早回家，家家户户屋顶上冒起的炊烟都比平时要早得多。傍晚，村里的大路上、小道上都可见星星点点的手电光，还有一阵阵的欢声笑语，连此起彼伏的狗吠声也显得急切欢快起来。

电影放映队一般两个人，放映设备各村要用手推车去推或用牛车拉。电影放映前的准备工作很繁琐，村里找上几位品行好、勤快、灵巧的青年人帮着挖坑栽木杆子、挂银幕、抬放映机、接电线。“这根绳子短了，快再接一块。”“幕布不正当，左边的绳再拉得紧一些！”放映员分明像位将军在指挥战斗。村干部笑着，忙着递毛巾擦汗、点香烟。

村里放电影，最高兴的是孩子们，逢年过节般的开心。大队的院子太小，放电影大都在村头生产队晒粮食的场子里。孩子们一放学，扔下书包，胡乱扒上几口饭，有的顾不上吃饭，衣兜里装上些炒花生或炒黄豆，就约上同伴去抢占地方。银幕没挂好，场子上已密密麻麻地摆满大小、高矮不一的板凳、马扎。来不及拿板凳的就干脆搬上好几块砖头、石头，在周围划个圈，也算占上了地方。电影没开演，银幕前就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孩子们在场内穿梭往来，叫着爹，喊着娘，到早已占好的地方。叫喊声，打骂声，交谈声，真是像开了锅。别村的人也三五成群地来了，有亲戚的去找亲戚，有朋友的去托朋友，尽可能找个好地方舒舒服服地看电影。

简易发电机响了，有的发电机像自行车一样靠人蹬，蹬慢了电量不足，影响放映的质量。一场电影下来，几个蹬电机的小伙子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放映机的灯突然亮了，放映员开始倒片子、安片子，全场顿时安静下来。只听见几名没顾上吃饭的人在悄悄地啃干硬的煎饼或者大饼，分明像贪吃的蚕在吞噬着桑叶。放映员身旁围了一帮好奇的孩子，看着他倒胶片，看他调试投影，当白光投射到银幕上时，调皮的孩子便把五指散开，伸到放映机前面的光束上，做出各式各样的动作。

那时候，电影放映前村书记都是先讲一段话，多是感谢上级党委、政府的关怀，要求村民明天该耕哪块地、该浇哪块地，或者宣布防火防贼或禁止上山砍柴等禁令。如果讲的时间长了，孩子们就会带头鼓倒掌。正片之前都先放反映国家大事、新成就、新技术的纪录片，大家都看得很认真。等纪录片一放完，放映员换胶片的间隙，大家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站起来伸伸胳膊，活动活动手脚，准备长时间看精彩的电影。正片一开始，场内鸦雀无声，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尤其当看到日本鬼子将游击队紧紧包围，或者特务把共产党员出卖，或者战场上胜负难分等情况紧急的片段时，大家都手里捏一把汗，紧张得大气不敢喘。当红军或八路军突然出现，或者叛徒被击毙，场子里顿时响起震耳欲聋的掌声。把手拍疼了，那才叫过瘾。那时候看电影时一定要分出谁是好人、谁是坏蛋，来晚了，一定要问个明白。如果是热门电影，影布的背面也会坐满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的腿脚不灵便，不愿和大人孩子在一起挤。影布背面显得场地宽敞，把板凳一放，旱烟一点，用手捋着长长的胡须，悠然自在。有的还抱着小孙子、小孙女，更增添了一番雅趣！有时候，大家正看得入神，片子突然断了或者发电机坏了，大家一片呼嘘，焦急地等待着，反复催着“快点，快点……”

那时片子紧俏，几个公社的电影放映队就联合起来逐个公社放映，通过倒片一个晚上可放映二至三个村。有时看完上部，下部片子还没到，电灯只好重新亮起来。有的人乘机出去方便，或是走动走动活动活动腿脚，或去搞点瓜子小吃别让嘴闲着。片子可能一会儿就到，也可能要等个把钟头。记得有几次，一晚上演两部电影，第二部凌晨一点片子才到。我硬着头皮，瞌睡得眼皮直打架，就是舍不得走，最后在大人的背上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放的什么电影、什么情节，被谁背回家的也不知道。夏天雨水多，往往看到热闹处，天上突然下起了雨，许多人把凳子顶在头上拔腿往家跑，场子里稀稀拉拉剩不下几个人。有的人躲在树下继续观看。刚过一会儿，有人小跑着从家里拿来苇笠、蓑衣或雨伞，有人干脆找块塑料布顶在头上，继续坚持把电影看完。

电影一完，放映机的灯泡再次亮起。喊爹叫娘的，呼儿唤女的，欢叫声、议论声、口哨声一齐响起，观众搬起凳子、椅子，迅速向四处散开。低头一看，场地上全是砖头、石头、麦秸、报纸、糖纸。放映员和帮忙的村民赶忙收拾放映的设备，大队干部早已准备了招待晚餐，就是面条或水饺。伸展向四面八方的山路顿时喧闹起来，人们议论着、争吵着、回味着，声音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直到相连的山村都恢复平静。

露天电影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穷乐趣，带来了山里人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憧憬。那时的影片大多是战争片，也容易吊起孩子们的胃口，像《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真是百看不厌。后来，电影的品种也增多了，出现了《青松岭》《甜蜜的事业》《喜盈门》等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也有外国电影如《列宁在1918》《流浪者》《佐罗》《吉普赛女郎》《卖花姑娘》等。许多电影插曲耳熟能详，老少皆唱，虽然比起如今的流行歌曲、通俗歌曲、校园歌曲少了几分缠绵，但多了几分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力量。剧中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让我们终生难忘，譬如“不见鬼子不挂弦”“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等台词仍记忆犹新，甚至常被运用到日常生活中。露天电影影响、感染了几代人，在皎洁的月色中、在璀璨的星空下、在吹拂的夜风里，我们认识了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双手插入焦土的邱少云、手握爆破筒跳入敌阵的王成等一批民族英雄，感受到地道战、地雷战的痛快淋漓及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体会了上甘岭的艰辛，也曾为小萝卜头流下酸涩的泪水……

由于电影队往往在相挨的村庄连续放映，于是青年人总是像追星族一样，跟着放映队走南闯北，一夜一夜、不厌其烦地重复观看。那时我还小，总希望跟着大人到邻村看电影。那时路多是沙土路，有的是泥泞小路，雨后非常难走，邻村其实就几华里的路，也要走上一小时左右。月下乡间的沙土路很漂亮，中间因人们走得多而格外发白，弯弯曲曲像一条灰白的鞋带。家境好的孩子带着手电，那一束一束刺眼的光极具穿透力，时而在蓝蓝的天空上交织，那分明是在招摇。记得1977年秋，厉家寨村搞庆祝毛主席批示2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得知当晚县电影队要放新电影的信息后，生产队里我们几个推车送粪的小伙子死磨硬缠着队长早收工。队长收工的话一落，我们就把手推车扔给别人，顾不上回家吃饭，拔腿就跑。本来有条山路可走，可要拐很远，于是就朝着厉家寨村的方向，横穿层层梯田，一步两个甚至三个地瓜沟，翻山越岭地奔跑。等跑完20多华里山路，赶到厉家寨时电影还没放，只见面前是黑压压的人群，已经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了，我们便找了个高高的土堆坐下来大口喘着气。清楚地记得当晚的领导讲话很长，放的是《闪闪的红星》，是新片子，还是从来没见过的彩色的。土堆上人也渐渐满了，有人拼命往我前面挤。尽管我也拼尽全力抵抗，但还是被挡住了视线。没有办法，只好跑到银幕后面的山坡上。由于视线太偏，银幕上的人都拉扁了脸，最后还是坚持看完。磕磕绊绊回到家，鸡都开始叫了。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家家有了责任田，日子也逐步红火，公社改成了乡镇，电影放映队也不下乡了。周围几个村手头比较宽裕的人家，孩子结婚或考上了大学，要自费请电影队来放电影。实力小的演一场，实力大的甚至放两场。谁家要演电影，那消息提前好几天就传遍了邻村。“他舅呀，孩子出息了，明晚放场电影，你可要来呀。”“俺家放的电影，可是托人直接向县城捣鼓的片子。”街上碰了面，也都满面春风，打了招呼还会接上一句：“二楞家要演电影了知道吗？”“知道！啥片子？”“估计不孬，凑个热闹去吧！”消息越传越广，全村人都心潮澎湃。孩子们跑着跳着到处传播消息，就像送鸡毛信的小通信员。外村的年轻人也风尘仆仆赶来过眼瘾。孝顺的闺女还回娘家把老母亲接来小住几日，等待这顿免费“文化大餐”……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电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境。乡村露天电影，曾给山村带来了多少欢乐和祥和，增添了多少温情和真诚，给山里人带来多少的期待、欢快和笑声，给我们的童年留下多少抹不掉的美好记忆和不再复返的岁月，给多少人校正了人生方向、增添了拼搏奋斗的力量。露天电影不仅给村民提供了活动、交流的媒介和场所，而且昭示了返璞归真、追求真善美的文化现象。在设有空调、沙发、环绕音响的豪华影院里，吃着清香四溢的肯德基、汉堡包，欣赏颇具震撼力的美国大片，但却缺少看露天电影时人与人之间那种亲近与和谐。

久违了，露天电影，我们回忆、珍惜、渴望那个虽然物质匮乏但却能够享受单调文化生活、相互谦让、和睦融洽的年代，期望大家共享那久违了的文化盛宴！

刊登于《时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