钺承命审查李祖桓君所著之《仇池国志》。谨按此书，搜辑撰次，用力勤劬，比勘异同，考辨详密，允宜公诸当世，嘉惠士林。书中优点，胪陈如下。

白马氐杨氏，自汉建安时据仇池建国，中间屡蹶屡兴，至梁元帝承圣二年，为西魏所灭，年逾三百，事更数朝，界居陇蜀，关涉南北，十六国中胡人所建诸国，历时既无如杨氏之久，而西徼夷邦，如吐谷浑、宕昌、邓至，与中国相关，亦未有如杨氏之密者。顾杨氏三百余年之事迹，自古无专书记载。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叙西晋以降偏霸诸邦，既未列仇池，而检《隋书·经籍志》霸史类，亦无专记杨氏之书。其事之散见诸正史者，如宋、齐、梁、魏、周诸书，均有《氐传》，然限于断代，事多缺漏；《北史·氐传》虽综述杨氏始末，亦嫌简略。

李君生千载之后，就现存文献中，广搜杨氏事迹，断章零句，摭拾无遗，排比纂次，注明出处，成《仇池史》四卷、《传》三卷，又作表六、疆域图四，总名曰《仇池国志》，于是仇池杨氏之事，粲然明备。于治魏晋南北朝史者，颇有裨益，而其精力所注，尤在“考异”。盖晋、宋、齐、梁、魏、周诸书，及南北史记杨氏事，人名、地理、年月、事迹，常多违戾，即一书之内，本纪、志传亦或不同。李君仿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之法，撰“考异”一百一十六则，于诸书违异之处，详加辨订，说明取此舍彼之意。观李君“考异”从《通鉴》者独多，盖《通鉴》对于史料，审订精密，故最可信据，异日治仇池史事者，亦将以李君之书为最可信据也。

抑余犹有进者，凡治历史，以审订史料为基本而重要之工作，所根据史料之真确性如有问题，则其阐发之意义，亦将徒劳，甚至谬误。《廿四史》为治国史者主要之资料，尤须精密之审订。前四史及《晋书》昔人用力较多，其荟萃众说、参附己见撰为一书者，如泷川龟太郎之《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之《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吴士鉴之《晋书斠注》，虽未尽详核，亦颇便学者。《三国志》则有近人卢慎之君所撰之《三国志集解》，尚未刊行（上海大公报《文史周刊》第十五期卢君文中曾述及，言已积稿数十巨册）。

惟《宋书》以次研讨者尚寡，李君此书，虽意在网罗仇池史迹，使成统贯，而自另一方面观之，亦即晋、宋、齐、梁、魏、周诸书一部分史事精核之审订。曩与友人谭季龙（其骧）君论学，拟集合同志数人，仿清人刘宝楠、陈立等相约撰《诸经新疏》之例，于南北朝诸正史，各任一部，为作详密之校注，庶几治中古史者，可省精力。而离乱栖遑，役于衣食，为己者少，为人者多，岁月空移，所志难遂。今读李君书，深服其审订史料之谨严密栗，因附陈曩怀以贡诸世之有同好者。

（原载《仇池国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注释】

[1]编者注：写于194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