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研究》，郭沫若著，民国三十二年7月出版，重庆临江门西来寺街20号群益出版社印售。全书共分四篇：一、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二、屈原时代；三、屈原思想；四、《离骚》今译。据郭君三十一年5月5日自跋，此四篇并非一时撰成，第一、第二、第四诸篇皆旧业，而又经改削，第三篇乃近作，以补第一、二两篇之不足者。

关于屈原，古人论述，已多异说，今人研究，益增新解。郭君此书，既不拘守旧闻，亦不盲从新说，取资凭证，斟酌情理，运思深锐，文笔朗畅，非但可供专家之参考，即对普通读者，亦极易引起兴趣也。

在本书第一篇《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之中，郭君辩证今人怀疑过当之说（如谓屈原本无其人，或谓《九歌》《天问》非屈原所作），合于事理，能得其平；论屈原作品乃特创新体，其用“兮”“些”等字，接近口语之自然；论楚人远承殷人文化，有开拓南方之功，在战国末年将趋统一之时，以楚国文化之高、国势之富强，极有统一宇内之望，屈原深受儒家思想之熏陶，有平天下之理想，其不肯离去楚国，非徒恋父母之邦，且以为欲实现其理想，惟楚国始可能也。皆卓有所见，而最堪称许者，犹有两事。《史记·屈原列传》先叙楚怀王怒而疏屈原，篇末又谓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后人据此多谓屈原生平两次被放，第一次在怀王时，第二次在顷襄王时，因《抽思》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语，于是谓屈原在怀王时被放于汉北，顷襄王时始流于江南。郭君则谓屈原在怀王时仅被疏而未被放，故仍能出使齐国，谏正怀王。至于《史记》“屈原虽放流”一语，“放流”二字，乃“放浪”之意，并非“放逐”，屈原生平仅被放逐一次，即在顷襄王时。读书考古，眼明心细，此事既明，则论屈原作品可以减去许多舛午纠葛之处矣。《离骚》《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招魂》等篇末皆附有短歌，名曰“”。王逸谓：“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所释殊牵强，后世注《楚辞》者，亦不能得其确解。郭君谓“亂”应为“”之误，古金文中，凡司徒、司马、司空之“司”字皆作“”，有治理之义，亦写作“”。古文亂字只作“”，亂字是别字，乃“”字之误，凡古书中有字应训治者，“”即“”，因此可知《楚辞》中之“曰”，本应作“曰”，亦即“辭曰”，此即《楚辞》以“”命名之由来（第49页）。解释精确，郭君自谓：“此义二千余年后始得揭发，亦一快事。”（第192页）信不诬也。

此外，关于屈原身世及作品种种问题，余之私见，与郭君颇有异同，愿揭而出之，敬质于郭君及世之治《楚辞》者。

先论屈原生卒年。《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语，乃屈原自道生辰，故知屈原生于寅年正月之寅日。惟此寅年究应在何年，各家推算不同。郭君据日本新城新藏《战国秦汉长历图》，谓屈原所生之寅年在楚宣王二十九年，即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年），而是年正月小，庚申朔，无庚寅日。郭君谓此乃因岁星超辰之故，寅年应在楚宣王三十年（前340年），是年正月甲申朔，庚寅乃初七日，而中国学者推算，如陈玚《屈子生卒年月日考》、邹汉勋《屈子生卒年月日考》、刘师培《古历管窥》，皆谓屈原所生之寅年应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即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故此事尚须阙疑，待古历算专家作更精密之推算以定其从违。此关于屈原生年者也。至于屈原卒年，并无确征。学者研究有谓屈原之卒在怀王死以前者，有谓在顷襄初年者，有谓在顷襄二十一年秦兵破郢以后者。第三说见于王船山《楚辞通释》，以为《哀郢》为顷襄迁陈，屈原不欲，谗人以沮国大计为原罪，遂重见窜逐而作。郭君从王船山之说，谓屈原之卒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即秦兵破郢之岁。此点似有可讨论者。郭君考定屈原被放在顷襄王六年之后，谓屈原初放于汉北，当秦兵深入时，先受压迫，逃亡至郢，及郢都被据，又逃至江南，不久即自沉而死。按屈原被放，应在顷襄初年，而是否在六年之后，则未可确定。即如郭君所说，屈原在顷襄六年之后，被放于汉北，在汉北居十四五年之久，至秦兵南下，始南奔于江湘，旋即自沉汨罗。揆诸情理，颇觉不合。以屈原情感之热烈，天性之倔强，似不能忍受十余年放逐之生涯，若能如此旷达，亦可不出于自杀矣。窃疑屈原在顷襄初年，被放汉北，所作《抽思》篇中云“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已有不甘郁郁久居此而思南行之意。其后遂过郢都，赴江湘，《哀郢》即作于是时。篇中云“至今九年而不复”，盖屈原被放，日思召还，更历数年，已厌其久，“九年”者言其多年之意，非真为九年也。至于所谓“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或以饥馑，或以他故，未必由于亡国灭都之祸。篇中叹息于嫉妒壅蔽之害，而慨楚王之不明。篇末云“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则仍自伤放逐，非伤国亡。屈原至江南后，大约不久即自沉，或在顷襄十年之前，决不及见秦兵之入郢。载籍残缺，古事幽晦，过求精密，反伤穿凿，如此大体推断，或非尽诬。王船山乃明末遗民，目击建州夷猾夏之祸，郭君初撰《论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一文，亦在九一八沈变之后，盖皆痛伤国难，因自己之所感受，而寄怀古人，以为屈原曾见秦兵入郢，而屈原自沉，非徒自伤身世，兼有殉国之意义，其作品中亦含有民族之义愤，如此论述屈原，虽更见精彩，然不知其稍违于事实矣。

次论屈原作品。郭君论《九歌》《天问》皆出于屈原之手，所见甚是。《远游》《卜居》《渔父》三篇乃后人依托之作，亦无问题。《九章》诸篇，郭君皆不复致疑。按《九章》乃汉人集成，《九章》之名，亦汉人所加，非如《九歌》《九辩》乃取古乐章之名，由屈原、宋玉所自命，此诸义郭君皆已言之。《九章》既为汉人所集，其中不免真伪相杂。《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三篇，曾涤生、吴挚父皆疑其为后人伪托，谓其中多俗句，平衍寡蕴，隶字亦不能深醇，《悲回风》所谓佳人，疑指屈子，此篇或吊屈者之所为，又谓扬雄《畔牢愁》所仿，自《惜诵》至《怀沙》而止，可见扬雄只认此诸篇为屈原所作。曾、吴之说，极有所见。故为审慎计，此三篇似应阙疑，不可遽定为屈原之作。《招魂》一篇，司马迁以为屈原作，而王逸则属诸宋玉。后人多从王说。张廉卿、吴挚父皆以《招魂》为屈原之辞，其旨在哀怀王之入秦不返，盛称故居之乐，以深痛在秦之愁苦，并谓刘勰《辨骚》篇《招魂》中“士女杂坐”“娱酒不废”等句，以为屈子异乎经典之据，则固不谓此篇为宋玉作矣。郭君亦主司马迁之说，谓文中所叙宫庭居处之美、饮食服饰之奢、乐舞游艺之盛，非君主不能相称，则应为屈原招怀王，而非宋玉招屈原。余平日对此问题，亦尝究心，亦主张《招魂》为屈原之作，除吴挚父及郭君所言之理由外，尚可举一证据。按《招魂》想象丰富，藻采华艳，然苦无事实可作考索之佐证，仅篇末“乱”作者自叙从王射猎一段曰“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又曰“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庐江”与“梦”两地名颇可供考证之线索。盖楚本都郢（今湖北江陵），顷襄王二十一年东迁陈（今河南陈州），考烈王二十二年，东迁寿春（今安徽寿州），王负刍五年，为秦所灭。屈原之时，楚都郢，宋玉并非屈原弟子（王逸误说），班固谓宋玉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汉书·艺文志》自注），对屈原乃慕而述之（《汉书·地理志》），其时代盖在楚末都寿春时，故《汉书·地理志》于“寿春”下叙宋玉、唐勒之遗风。据此可知“庐江”与“梦”如在鄂境，则《招魂》应为屈原作，如在皖境，则《招魂》应为宋玉作。友人谭季龙君（其骧）治地理沿革之学，余曾与论及此事，谭君作短文见示曰：“汉后庐江之名著于皖，而《招魂》‘乱’所谓庐江，则在今湖北宜城县北，其地于《汉志》为中庐县。《水经·沔水经》：‘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注：‘县即春秋庐戎之国也。县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名曰浴马港。候水诸蛮，北遏是水，南壅维川，以周田溉，下流入沔。’庐江之为浴马抑维川不可知，要之必居其一。……‘乱’所述一段行踪，乃作者追记曩年扈驾自襄、沔至于郢都之景象。自襄至沔，庐江实所必经矣。……‘乱’下文云：‘倚沼畦瀛兮遥望博，青骊结驷兮齐千乘。’再下云：‘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又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枫，’而终之以‘魂兮归来哀江南，’与鄂西地形，悉能吻合，汉水西岸，自宜城以南，即入平原，故需遥望博平，结驷至于千乘，平原尽则入于梦中。《汉志》：编有云梦宫。编县故城在今当阳、荆门之间，自梦而南，乃临乎江岸，达于郢都也。若以移之皖境，则无一语可合。巢南、江南及青弋左右，皆丘陵丛错，安得齐临千驷，梦之称虽所指广泛，然不闻于鄂蕲之东也。”谭君考定“庐江”与“梦”皆在鄂境，论证详明，《招魂》应属屈原之说，更可增一有力之证据。

郭君总括屈原之作，分为三期。第一期：《橘颂》《九歌》《招魂》；第二期：《悲回风》《惜诵》《抽思》《思美人》《天问》；第三期：《哀郢》《涉江》《离骚》《怀沙》。余之私见，亦稍有不同，郭君以《九歌》为屈原少作，乃“愉快的小品”（第32页）。余按《九歌》中祭湘君湘夫人诸神，并言及沅、湘、九嶷者，明为屈原至江南后所作，且其中亦多幽忧怨诽之情，古人谓其借祭神之曲，寓思君之旨，大体得之，未见其为少年愉快之小品。惟其中《河伯》一篇，或作于居汉北时，汉北近河，其地人民容或有祀河神之典也。《离骚》应作于被怀王所疏之时，司马迁《屈原传》于怀王疏屈原之后，即述屈原作《离骚》。班固《离骚赞序》亦谓屈原作《离骚》以讽谏怀王，两家之说殆可信，且《离骚》中只怨君之初信己而后信谗疏己，并无被放逐痕迹。《抽思》云：“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胖独处此异域。”《哀郢》云：“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明言“处此异域”及“弃逐”，可见其与《离骚》非同时之撰。至于郭君因《离骚》中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之语，定其作期乃屈原至江南之后（第26页），不知“济沅湘以南征”云云，乃想象之言，未可认为事实也。郭君又举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证《离骚》乃屈原被放后所作（第25页），是亦不然。《报任少卿书》乃抒情之文，此段借用古事以明发愤著书之义，有如诗中之比兴，作者固不拘于事实，读者亦不可据为实录。吕不韦集宾客著书在相秦之时，而《报任少卿书》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作《孤愤》《说难》在入秦之前，而《报任少卿书》曰“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岂可据此谓吕不韦作《吕览》在迁蜀之后，韩非作《说难》《孤愤》在囚秦之时乎？故吾谓《离骚》仍应定为怀王时作。《惜诵》篇中亦不见放逐痕迹，且字句有与《离骚》同者，或同时所作。屈原平生作品如依时期先后排列，则《橘颂》乃屈原少作，《离骚》《惜诵》作于被怀王所疏之时，《招魂》则作于怀王入关不返之后，此四篇皆放逐以前之作也。放逐汉北时，作《抽思》与《天问》。《抽思》明言“汉北”；《天问》据王逸说，乃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图画神灵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壁以为《天问》。按丹淅入汉之境，为楚国发祥之地，其地应有楚先王庙，殆即屈原作《天问》之所。《九歌》中之《河伯》，或亦作于汉北。其后屈原过郢南赴江湘，作《哀郢》与《涉江》。《哀郢》明言“仲春东迁”，《涉江》云：“欸秋冬之绪风。”仲春之时，余寒未杀，故云“秋冬之绪风”，可见此二篇乃一时之作。《哀郢》言“过夏首”，拟“上洞庭而下江”。《涉江》则言溯沅水而上，至辰阳溆浦之境矣。至江南后作《九歌》，《怀沙》则绝笔也。（《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三篇，余未敢定为屈原之作。）

本书第二篇《屈原时代》，第三篇《屈原思想》之中，论楚人早用铁为兵器，并发挥屈原思想深受儒家影响，有平天下之意，又论屈原在思想上为北方现实主义之儒者，而在艺术上乃南方式浪漫主义之诗人，此二者在其人格与作品中融合无间，不显矛盾，持论均有见地。至于论屈原当秦兵入郢之后，“他既有自杀之勇气，为什么不把当时的民众领导起来，向秦人作一殊死战。”（第98页）则未免将屈原过于现代化矣。犹有一事，吾人不能已于言者，即郭君在《屈原时代》及《屈原思想》两篇中，畅论中国自殷至春秋中叶为奴隶社会，详征博引，不惮烦言（《屈原时代》一篇共22页，而论奴隶社会者占16页），其目的无非在说明春秋、战国间由奴隶制渐变为封建制，乃奴隶解放之时代，屈原之思想为此时代意识形态之反映。纵使信如郭君所言，则凡讲述战国诸子，皆可加此一大段殷周奴隶社会论，何独屈原？读《屈原研究》之书，而遇如此冗长之殷周奴隶社会论，已觉喧宾夺主，有离题过远之感。况自春秋末叶以降，王官之学，散为私家，即学术由贵族移于平民，由政府官守之保存，变为民间自由之研究与发抒，此为学者公认之事，实足以解释郭君所提出屈原思想之种种特点，又何必乞灵于奴隶社会之说？郭君于其说虽自信甚强，谓“殷周时代确实是奴隶社会”（第106页）。又谓：“在殷代灭后，中国的社会曾亘历过数百年的奴隶制度，由上举的一些证据看来，凡是稍有科学的常识，不为先见所囿的人，是不能够否认的。”（第90页）然据今日大多数历史学者之研究，并非如此。盖殷周虽有奴隶，然不过供贵族祭祀殉葬之牺牲，或作其他小规模之劳动，至于社会生产之主要分子，绝非奴隶，此与古代希腊罗马史上所谓奴隶社会，情况不同，未可强相比附。郭君于此事，盖预怀成见，故取证及论断，未能谨严审慎，纯出客观，殆不免通人之弊矣。关于此问题，在本文中不暇详论，姑举一事。郭君论殷代为奴隶社会，不外取证于殷墟卜辞。在本书中，郭君曾举卜辞“王令小臣某挈众黍于某”，谓小臣即管家娃子，众人即所谓庶民，亦即从事农耕之生产奴隶。（第112页）胡厚宣君《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殷非奴隶社会论》一文，谓卜辞中之“奴”“”“”“臣”“仆”“妾”“婐”“妌”“好”“”“妃”“”诸文，无一能作殷为奴隶社会之证据；“小耤臣”之“”乃武丁所亲信之大臣，并非农奴；殷代农业及军事之直接劳动者，皆为“众”及“众人”，而此“众”及“众人”乃身份极高之自由公民，并非奴隶。其结论谓：“殷代虽有奴隶，然不能因此即谓殷代为奴隶社会，至少在今日发现资料之所示，确是如此。”胡君此文，论证详核，可供郭君之参考也。

本书第四篇《〈离骚〉今译》，句斟字酌，惬心贵当，不啻一篇《离骚》新注。郭君《附白》中谓：“凡古代韵文，于字法句法多所省略，吾辈读之，每陶醉于其音韵之铿锵，如接聆音乐，而多不明其义。今以今语译之，于名词、代名词之单复数，动词之时调等，三致意焉。则古文之节段与意境，有不烦多辞而豁然自呈者。”郭君译文，实能与其所言相符也。

总之，郭君治学，冥心自运，不主故常，持说虽不免偏宕之处，而亦多精悍独美。其释古文字极富新见，足资启发，而其解《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能发二千年之覆，久为海内学者所叹赏。此书发抒心得，独往独来，仍足见郭君治学之精神，不愧为近日出版界中一部有价值之著作，此吾人所以乐为介绍于当世者也。

（原载《思想与时代》第29期，194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