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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门景蜀慧君于1991年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魏晋诗人与政治》，将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刊行。景君乞余撰序，余义不得辞。

自陈寅恪先生创为诗史互证，考明古典今典以探索隐微之法，并体现于其所著诸书之中，方法新颖，见解精辟，承学之士，靡然向风。景蜀慧君从余研治魏晋南北朝史，兼好文学，平日熟读寅恪先生之书，于其治学方法，深有领悟，故余指导其撰写论文时，拟定《魏晋诗人与政治》之课题，亦所以因材施教，展其所长也。

魏晋二百年，真所谓“天下多故”者。其时经历汉魏、魏晋、晋宋三次易代，政争剧烈，倾轧残酷。阴谋篡权者外假美名而多行不义，撰史者不敢实录，或加粉饰，故所记扑朔迷离，真伪难辨，后人读史，弥滋困惑。当时有正义感之诗人，目睹现实，不忍缄默，而又不便明言，故往往发为诗歌，以比兴之法讽喻时政，不但抒写内心之愤激，且能隐曲透露某种历史真相。如能研究此类诗篇，考明其中之古典今典，而探寻其托意所在，将可以增强对当时历史真相之透视，并了解魏晋诗人之命运与心态焉。

景君撰写论文即循此途径进行，于魏晋诗人中选择曹植、嵇康、阮籍、陶渊明四人为代表，加以探究。一则探索其诗篇所隐喻之政治内涵，补史籍记载之不足；二则阐释此四诗人在暴政下之悲剧命运、苦闷心情及其所表现之清风峻节。

景君文中，先从整个魏晋时代出发，论述当时文人在暴政与战乱中共同之悲惨命运，并列表说明，当时文人中大多数死于非命。然后将曹、嵇、阮、陶四人置于共同之时代背景下，具体分析，考察其才性、学养、身世、政治态度、哲学思想等，以及此诸端在其作品中之反映；然后指出，四人品格虽各不相同，如曹植之隐忍忧郁、嵇康之刚峻抗激、阮籍之狂放韬晦、陶渊明之淡泊冲夷，然其所感受之理想与现实之冲突，“道”与“势”之矛盾，对暴政之愤慨，对自由之向往与追求，则固无异致也。

对于四家诗篇，景君则从政治角度深入探索。嵇康诗作不多，且意义较显，而曹、阮、陶三家诗则义蕴深邃，殊费研寻。景君分曹植政治诗为三类：一、游仙诗，借仙境以托喻其政治理想并发抒其身心压抑之感也；二、怨女思妇诗，借夫妇以喻君臣，发抒其忠爱之忱（对魏王朝与文帝）也；三、飞鸟网罗诗，自伤遭受迫害，如飞鸟之罹罗网而不得高翔也。阮籍所作八十余首诗总名《咏怀》，既无单题，亦未记撰作年代，涵意隐晦，归趣难求，古今注家，多方猜测。景君则结合当时历史进行考察，指出，在司马氏篡权过程中，曹魏朝廷曾发生四次巨变，对阮籍震动甚大。根据四次巨变之轨迹以探索其在《咏怀》诗中之反映而加以精密之阐释，则可以看出《咏怀》诗托喻之所在，以及阮籍思想之逐步演进，忧生之嗟扩展为忧世之感。陶渊明诗貌似平淡而内蕴深弘。景君分析陶诗，有通过平常景物之吟咏以表达其对晋宋间政治历史之意见者，亦有直接涉及当时政治事变者。陶诗中对东晋之批评，主要是立国根基不固及不能重用人才；对于刘裕，则肯定其收复中原之功，而谴责其弑逆晋恭帝之罪。对晋宋间士大夫出处进退所走之不同道路，陶诗中亦多次涉及，对晋臣之改节仕宋者有“兰枯柳衰”之叹，而自居于超然远引、夕露沾衣而能不违夙愿者。

景君对诸家政治诗之分析，既博稽前修之说，而又能断以己见，创发新义，可谓深造自得者。

景君撰写《魏晋诗人与政治》论文，微观深研，宏观远瞩，提出两点宏通警策之论：第一，自来论魏晋诗歌之繁荣者，归因于玄学盛行，思想解放，是固然矣；景君则从深层考察，认为思想解放与当时残酷暴政相激相荡，促成魏晋诗歌之繁荣，此种诗歌，可谓以血与泪写成者。景君此论是从表面透视深层之洞微之见。第二，景文结尾处说明，东汉末年士大夫伸张正义、讥弹时政之发扬蹈厉之风，经过曹氏、司马氏数次摧残，直到陶渊明之归隐田园，淡泊自守（实际上是消极反抗），可以看出此二百年中在暴政侵凌下士风演变之轨迹。此种通古今之变之论断，实能揭示中国文化史中一重要课题。

景君此篇论文，涵盖魏晋时期历史、文学、宗教、哲学诸方面，既博稽我国古今学者之有关论著，又汲取西方史学、文艺学、心理学中之种种新说，既保存我国史学传统之优秀风格，又洋溢现代人文科学之气息与韵味，对魏晋南北朝研究领域之扩展或观点方法之更新，均作出有价值之贡献。

景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遵照“中外联合培养”之制，余与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共任导师。叶教授虽远居海外，而殷勤负责，曾来成都面授要旨，并提供资料。景君撰稿时，每写毕一章，辄就余商榷利病，应时改订，不惮反复。1989年初，景君开始写论文，其时世风趋利，斯文道消，人竞货殖，士厌弦诵，余赠景君诗云：“治学常宜放眼宽，平芜千里独凭栏。从来魏晋称衰世，每读歌辞感百端。作者数人神不灭，奇文万字写应难。君看梅蕊垂垂发，能抵春风十日寒。”冀其能如梅花挺立开放于寒风之中。景君果能刻苦自励，不负所期，写成十万字上乘之论文。1991年3月，举行论文答辩会，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任主任委员，对景君论文评价甚高，谓其能“新意迭出，超越前人”，并举出三项优点。余赋诗谢周先生，有句云：“衡文同此滋兰意，且喜传薪有替人。”盖余与周先生均服膺陈寅恪先生学识之博大精深，方法之新颖创辟，而景君以青年学者已能遵循寅恪先生之治学方法，获得优良成绩，故喜传薪之有人也。

庄生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承学求知之士竭毕生之力，犹虞不及。今景君之论文，如千里之行，跬步方始，此后勤搜博览，殚精覃思，既穷枝叶，又得英华，阐扬华夏优秀之文化与全世界交流，而创发新境，此则吾所深望于景君者。邱镇京先生主持台湾文津出版社，刊印书籍，以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为帜志，今愿将青年学者景君之论文付诸剞劂，以资鼓励，其高谊亦至可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