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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友嘉兴钱琢如先生宝琮逝世十余年矣，追念昔游，时萦于怀。先生少时游学英国，习土木工程，归国后任教于各大学，以精研中国天文历算史驰誉当世，余慕其名而未获相识也。抗战军兴，浙江大学内迁宜山。1938年秋，余应聘任教，时先生亦授学于浙江大学数学系。余以友人郭洽周先生之介谒先生于寓庐。先生伉爽坦易，倾怀畅谈，并出所作诗相示。余读毕，曰：“何其似赵瓯北耶？”先生大笑曰：“子诚知我者。”盖瓯北喜以诗说理，先生所作与之相近也。此后时相过从，交谊日笃。余性孤介，不喜诡随，而先生亦耿直特立，论学方人，从不假借，意气投合，出于自然。1940年春，浙江大学北迁遵义，先生随理学院居于湄潭，相隔百里，晤面遂稀。抗战胜利，余来成都，先生返归杭州，益相暌隔。50年代中期，先生赴北京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研究员。1956年夏，余赴京开会，寓居西郊。先生闻讯，远道来访，欢然道故，久之乃去；先生校点《算经十书》，亦嘱余写书名题签；其盛意均可感也。“文革”浩劫，天地翻覆，士人多罹其灾，先生亦未能幸免。1972年春，患偏枯之疾；1974年1月，病逝苏州。余闻讣惊痛，潸然流涕者久之，盖为天下恸，为士林悲，非独哭其私也。

中国天文历算史为专门绝学，先生竭毕生之力，覃研深邃，论著精宏，如撰写《中国数学史话》《古算考源》，主编《中国数学史》，校点《算经十书》，并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均足以信今传后矣。先生治学之余，亦喜吟咏，存稿百余首，名曰《骈枝集》。哲嗣钱煦及其夫周本淳两君谋付诸剞劂，以余与先生交谊笃厚，驰函乞序，余义不敢辞。

先生为自然科学史名家，以平日治学心得形诸吟咏，乃极自然之事。故《骈枝集》中有《草〈戴震算学天文著述考〉毕系以二章》《牛顿天体力学赞》《旧历甲申正月朔纪历》《读殷翰质数之分布三首》《读〈考工记〉六首》《论二十八宿之来历脱稿后作》诸什，实能别开生面，为古今人诗集中极所罕见者。或谓诗以缘情绮靡为宗，今写入天文历算之学，岂不枯寂寡味乎？余谓是亦在于作者如何处理之而已。东晋孙绰、许询以玄言入诗，曾蒙“平典似《道德论》”之讥，然谢灵运为之，则无损诗意。今先生以五七言诗叙写精微奥衍之天文历算，殊见精思与功力，固不妨在骚坛中别树一帜，况其中不乏可以启迪新思者，非尽枯寂寡味也。兹举一事以明之。

戴东原以天算之学卓著清代。余尝与先生论及戴氏，谓其学问才力固称超绝，然治学态度实不无可议者。余举王静安先生所撰《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为例，曰：“王氏指出，戴书不独厚诬《大典》本，抹杀诸家本，且有私改《大典》假托他本之迹。‘凡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东原悉为之而不顾，则皆由气矜之一念误之。’”先生曰：“余董理戴东原算学天文著述，亦发现同类情况，曾撰《戴震算学天文著述考》以辨析之。”因出示所系诗二首：

此二诗指出戴氏算学天文著作中之失误及其治学态度不忠实之处，而措语谐婉，饶有意趣，固不失风人之旨也。

《骈枝集》篇什虽寡，涵蕴甚丰。其中叙写研治天文历算心得之作，上文已论及矣。此外，有慨叹抗战时之国难民瘼者，有描绘随浙江大学内迁途中行旅艰阻及沿途山川景物者，有叙写抗战时期中教师生计困窘而仍能安贫自守者。先生之诗盖深有得于韩昌黎，善以遒劲盘折之笔作长篇古诗，能曲尽事情物态，如《建德行》《香港劫》《旅次桂林》《冠英阁下岩洞》《吃饭难》《场坝》等篇皆是。至于描写山水之诗，刻画险峻似郑子尹。如《水硐沟》诗一段云：

先生所作抒情写景之七言律言，不仅情韵不匮，且往往含蕴哲理。如《暮春》：

又如《落花》：

此两诗，或观万物变易，而见大化运转不停之机，或叹良时易逝，而兴才士身世飘零之感，均足以发人深省。盖先生以科学家敏锐精密之思观生察物，自能洞微烛隐，引发玄机，与流连光景泛泛之作不同矣。

总之，《骈枝集》情思内涵及艺术风格均有独到之处，余所评介，粗引其端，读者可自得之。至于所述先生平生之介性清操、绝学精诣，则于知人论世或有补焉。昔欧阳永叔作《苏氏文集序》，谓苏子美之诗文如金玉然，其精气光怪能常自发见。余固不敢仰企欧公，然撰《骈枝集》序时，则确信琢如先生之诗，其精气光怪亦将长留天地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