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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叶嘉莹教授初次相识是在1981年4月下旬，当时叶教授应邀自加拿大前来参加在成都草堂举行的杜甫研究学会第一届年会。叶君少时读过我所著的《诗词散论》，深致赞赏；而我于1980年读了在国内新出版的叶君所著《迦陵论词丛稿》，钦佩其中评赏辨析，精邃深微，如论温、韦、冯、李四家词，论吴文英词，论王沂孙词，论《人间词话》之境界说诸文，都是能自创新义，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又论证详审者。因为先有这些通过互读彼此著作的了解与倾慕，所以初逢如旧识，相聚数日，交谈甚契，而我们二人论词都推重王静安先生，尤其有针芥之合。别后经常通函论学，我感到知遇之难逢，切磋之可贵，在致叶君信中曾引汪中《与刘端临书》中言：“念他山攻错之义，诚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则百年易尽，而天地无穷，今日之交乃非偶然。”与叶君互相勉励，计划合作有所撰著。

1982年春夏间，叶君应聘来四川大学讲授唐宋词，为期三个月。每次上课，我都前往听讲。叶君讲课，精详透彻，深受听众欢迎，课前课后叶君都与我详细讨论，其所谈意见，往往能深探词人之用心，而又注意到纵向与横向的联系，看到其流变与影响，常有我未尝想到而时贤之见所不能及者，使我感受到浚发之益；同时，我的一得之愚也往往得到叶君的首肯。于是我们商议，如果将这些论词意见撰成专书，以实现以前在通函中互相期许的“使学业行谊表见于后世，而人得知其相观而善之美”的志愿，岂不是一件极有意义的科研工作？经过详细商讨，对于书的内容、体例、写法，都做了明确规定，书名则取《灵谿词说》。所有的情况，叶君所撰《灵谿词说前言》中言之已详，兹不复赘述。

《灵谿词说》内容，虽然最初预定的是想要“综论唐宋至明清的重要词人”，但是重点放在唐宋，因为这是词的最昌盛时代，所以我们先写这一部分的《词说》，以后再写续集。除去几篇总论（如《论词的起源》《总论词体的特质》《〈花间集〉词平议》）之外，我们选了三十二位词人加以评述，我与叶君按计划分别撰写。初写时不一定都按时代顺序，可以就自己已有心得而考虑成熟者先写，将来总编成书时再按时代顺序排列。如果对同一位词人，两人都有心得而所见不同，也可各写一篇（如评晏畿道词）。总之，我们写书的体例是创新的，希望能将论词绝句、词话、词史、词学论文的各种内涵都融汇在一起，而我们的写法也是灵活的，以便畅所欲言，不受拘束。

我与叶君合撰《灵谿词说》之事，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加拿大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的支持与赞助，列为中加文化交流科研项目之一。在1983年至1986年四年的暑假期中，中加两方共出经费，资助叶教授来华，到成都留居两三个月，与我共同商讨并撰写《灵谿词说》。叶君热心学术事业，放弃暑假休息时间，飞航万里，远来成都，居宾馆中，潜心撰述。因为每次来蓉，皆有限期，故叶君撰写勤苦，常至深夜。叶君不但对于所持论点都仔细考虑，以求义据通深，而对于文中所涉及的资料，亦莫不切实查对，以免疏误。同时，我们还要利用这个很短的时间，将两人已写成或正在撰写的《词说》稿，彼此互相讨论，进行修改，以期更臻完善。叶君每次离成都返回加拿大温哥华城，我们仍在两地继续撰写《词说》稿，互相邮寄，函札讨论。在这数年之中，我们两人都更加深了对词学的造诣。

经过四年的努力，到1986年夏间，《灵谿词说》稿，包括《前言》《后记》在内，共四十一篇，都已完成，可以编次成书。因为以前所写各篇常是随时发表，以期及时得到读者指正，而撰写时又并非都按时代顺序，所以这次编定成书时，都按词人年代顺序排列，每篇之后，注明撰写年月以及曾刊载于某杂志某年某期，以便读者了解当时撰写时间及发表情况。

现在再回顾一下，在撰写《词说》的数年之中，我与叶君切磋之益与赏契之情。我们面晤或通函所讨论者，虽然是以唐宋词为重点，但亦涉及其他学术领域，直抒所见，纵论古今。意见相合者，则印证赏契，相悦以解，而增强自信；偶有分歧者，亦常是往复争论，析疑辨误，促使对此问题做更全面而深入的思索，破除一隅之解。我与叶君都是从少年时就练习写作旧体诗词的，由于多年来创作实践的经验，深知其中甘苦，因而更能理解、探求古代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蕴涵的幽情微旨，而赏析其苦心孤诣的精湛艺术，庶乎免于隔靴搔痒之讥。叶君为人性情真挚，外和内介，其论文学，能兼融中西，自建体系，汲取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之灵悟慧解，而运用西方思辨之法做清彻透辟之分析说明。叶君研治中国古典诗词，观察锐敏，思考深沉，既能旁搜远绍，又能索隐探微，所树立之精义，开拓创新，论证详核，有些是我从来未尝想到的，有些是我曾经想到而尚未能疏通证明的；同时，我平日研治古人诗词以及文史相证的许多独得之见，久蓄于怀，未尝发布者，亦能向叶君尽量陈述，得到赏契认可或辨析补充。总之，自从与叶君相识之后，我深切感到切磋之益与知赏之情，认为这是天壤间的一种非常可宝贵珍惜之遇合。所以我昔年寄示叶君的一首《高阳台》词中即有“人间万籁皆凡响，为曾听流水瑶琴”之语，即所以志感知之谊也。去年夏间，叶君来成都与我共撰《词说》，当时全书已完成十之八九，临别时，我作《贺新郎》词赠叶君，有这样几句：“自许渊明篱下菊，能耐风霜时节。更喜见繁英相接。犹有凌云豪气在，好江山、大业怀前哲。”希望能以广阔的胸怀共同从事于更远大的学问事业，此亦叶君昔年诗中所谓“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之夙愿也。

全书编次竣事，我作了一首十言律诗示叶君，诗云：

庶几可以综述我与叶君四年来在学术合作中勤劬之功与知赏之谊也。

我们这本书的撰成，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赞助。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加拿大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协议，将我们合撰的《灵谿词说》列为中加文化交流的科研项目之一，在1983年到1986年的四年之中，每年拨出经费，资助叶君来华，到成都留住，与我进行学术合作，讨论并撰写《灵谿词说》，盛情极可感激。我们每年都写出工作情况简报，送呈中、加两方学术领导机构。此外，四川大学校方党政领导、历史系负责同志以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对我们的工作也大力支持，随时给予各种方便。四川大学尊重叶君数年来不远万里来到成都，在校中讲学，进行科研合作，对于培养人才发扬学术做出有益的贡献，故于1985年7月聘请叶君为四川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叶君每次来成都，四川大学外办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外办也都热心接待。我们的《词说》分篇写成之后，《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愿予刊载，自1982年第3期起，按期陆续刊登，使我们的《词说》初稿可以随时发布，请益于读者，以便改正。此外，《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中国古典文学论丛》诸期刊中也登载过《词说》文稿。数年之中，承蒙中外读者撰文发布于中国大陆、香港，美国诸报刊中，加以评介，使我们受到鼓舞。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编审陈邦炎先生，于1982年4月在成都参加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周年大会时，与我们讨论诗词，了解到《灵谿词说》撰写的意图和体例，并看到几篇样稿之后，表示赞赏，预约书成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至于誊录清稿的工作，邓小军、缪元朗尽力最多。以上各单位及个人对我们事业的热情支持与赞助，在此编次成书之际，我们表示极为恳切诚挚的感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