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郭洽周先生斌龢据古希腊文本译柏拉图《理想国》既竣，将付商务印书馆刊行问世，驰书相告，嘱为序言。余自愧祷昧，于希腊古先哲人之学无能为役，焉足以序先生之书？惟念平生与先生相交，所谓“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者，今先生以八秩高龄，成此宏伟之译著，余得勉贡芜辞，附名卷中，并藉以叙写先生之学诣志业及吾二人交谊之笃，则非但义不敢辞，抑且引为荣幸者矣。

柏拉图为古希腊三大哲人之一，上承苏格拉底，下启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学术文化之根本目标即在于追求智慧、追求知识、追求真理。柏拉图认为，哲学家与政治家应合二为一，哲学家应具治国之才能而政治家亦应有哲学之思想，哲学家主政，则至治可期。柏拉图生于雅典城邦衰落时期，少时试图从政而理想幻灭，于是困心衡虑，著《理想国》一书，抒写其哲学家治国之宏伟卓识。《理想国》书中涵蕴宏富，体大思精，凡当时国计民生急迫之问题，几无不涉及，影响于后世欧西文化者至深且巨。此书旧有中译本，乃据英译本转译，未能尽符原旨。洽周先生少承家学，诵读古书，后卒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专修科，又考入香港大学，深受其师沃模（G.N.Orme）先生之教，知西方文化导源希腊、罗马，而希腊尤为重要。其后考取公费，西游美国，受业于哈佛大学白璧德（Irving Babbitt）先生之门，饫闻新人文主义之说，精通古希腊、拉丁及英、法诸国语文，深研欧西文哲之学，欲探其流变，撷其精英，而取为我用。归国数十年中，任教上庠，常思据古希腊文本迻译柏氏之书以飨中土学者，晚岁多暇，始克偿其夙愿。汤用彤先生论鸠摩罗什译经之业曰：“今日识外洋文字，未悉西人哲理，即可译哲人名著。然古昔中国译经之巨子，必须先即为佛学之大师，均既深通其义，乃行传译。”（《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什公之译经》节）所言深契译经甘苦。今洽周先生既沉潜于古希腊哲人之学，又精通其时之语言文字，则其所译柏氏之书，必将如僧肇评罗什译经所谓“陶练覆疏，务存论旨，使质而不野，简而必诣”者（《百论》序），固可知矣。先生弟子张竹明君，受学于先生近二十年，精通古希腊文，曾译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行世。先生译柏氏之书，张君多所襄助，亦如僧肇之于罗什焉。

余与先生相交五十年，其间道义互期，志业共勉以及行踪离合之迹，颇有足追忆者。今撮而述之，庶几读先生之译著者，可以想见其为人焉。

当20年代末期，先生任教于东北大学，挚友吴雨僧先生数数为余称道先生之为人，愿交而未得也。1931年秋，辽沈沦陷，先生仓皇入关，受清华大学之聘。1933年暮春，余至故都，以雨僧先生之介，与先生相识。惟时胡骑凭陵，幽燕告警，曾同游颐和园，置酒昆明湖畔，伤国运之陵夷，思匹夫之有责，追慕顾亭林之志业风节，相与激励，慨然者久之。余赠先生诗曰：“林宗风采久知闻，咳唾珠玑自不群。振弊起衰豪俊事，人间何幸又逢君。”又曰：“一角昆明湖上亭，澄波荡荡柳青青。可怜举世方沉醉，茗话风前叹独醒。”此为余与先生订交之始。

1937年夏秋之际，卢沟变起，抗战军兴，先生受任主持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邀余同往。时校址由杭州经赣、湘辗转内迁，初居宜山，后徙遵义。终始八载，患难相依，虽朝野艰虞，而弦诵不辍。校长竺藕舫先生可桢，以纵贯天人之绝学，树“实事求是”之校风，英彦群集，共勉大业，培育人才，激扬士气。洽周先生亦意气发舒，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尝谓世变日亟，应谋自救，而笃旧者迂阔，崇洋者浅薄，举不足以语此；必也，以宏通之识、淹雅之学，抉择发扬吾华夏族数千年文化之菁英而兼采欧西之长，始可以拓新文运，而古希腊哲人追求真知之精神亦极有足取者。先生又尝与余纵论史事，谓东汉桓、灵之间，虽主荒政谬，朝纲日陵，而士节弥励，清议犹存，激浊扬清，伸张正论，故顾亭林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余因赠诗云：“士气东京美，千秋未可逢。末流方混浊，卓节独从容。霜降余枯草，风高响劲松。一绳维大树，愿勖郭林宗。”亦朋友相勉以善之义也。1945年，抗战胜利，先生应中央大学之聘，远赴金陵，余则西游蜀都，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文史讲席，虽相隔数千里，而函札论学，岁月相继。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运兴隆，人思自奋。余与先生亦驰函相勉，以为幸逢圣代，当各尽其所学呈献于当世，以副平生报国之怀；而十年浩劫，沧海横流，困厄自晦，声问阻绝。故交零落，念南皮之旧游；枯树婆娑，哀子山之新赋。及夫拨乱反正，日月重光，先生虽寿登耄耋，而神明不衰，矻矻穷年，成此不朽之译著，岿然如鲁殿灵光，亦深可敬佩者矣。曩昔在浙江大学之时，发扬蹈厉之怀，切磋讲习之乐，诚有足追忆珍惜者。今竺藕舫先生久归道山，吴雨僧先生墓有宿草，余亦因循岁月，迟暮无成，空斋操翰，序先生之译著，不禁凄然伤怀，而更思有以自勉也。

1984年春缪钺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原载《冰茧庵序跋辑存》，巴蜀书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