纂辑一代或数代之全文都为一集，以便检阅，其事盖始于明朝。梅鼎祚裒集陈隋以前之文，编为《文纪》，自皇霸、西汉、东汉以迄于隋，共一百余卷，搜采虽富，而考订未精，“牴牾罅漏，卷卷有之”（《四库提要》评语）。故不足据为典要。清代学风，趋向严谨，全文纂辑之业较明代为优。官修者如嘉庆时之《全唐文》，私纂者如严可均所辑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仍有小疵，而大体恰当，刊行之后，徵文考献者称便焉。

自拨乱反正，文教昌明，古籍整理，蔚为鸿业。继前修之遗轨，施嘉惠于方来，于是《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词》之纂辑，相继肇兴，云蒸霞举，而《全宋文》之编辑，则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之，副所长曾枣庄、刘琳两君实总其役。两君治学谨严，处事精敏，善于擘画。自1985年，曾、刘两君组织古籍所中同事十余人，群策群力，开始编纂《全宋文》之艰巨事业。

编纂《全宋文》，其难厥有四端。宋代文章，有别集流传者七百余种六百余家，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故编纂《全宋文》，自别集、总集之外，史乘方志、类书笔记、碑刻法帖、释道二藏等，均应在网罗之列。既名为《全宋文》，即蕲能无一篇遗漏者。此普查搜采之难也。宋人别集，编辑情况复杂。有自编者，有子孙、亲友、门生所编者，有自编、他编相结合者，有原集已佚，为明清人重辑者。传刻多鲁鱼亥豕之误，编辑有误收伪造之失。澄清浑浊，有赖夫阿胶；剖析毫芒，端资于明镜。此则校勘辨订之难也。纂辑《全宋文》，如取诸家别集，补其佚篇，依时代顺序排列，无别集者增入之，其事较易。然此乃宋人文集汇编，不合于《全宋文》之体例，且诸集编排，情况庞杂，亦不便于检阅。如取每一家之作，皆散为零篇，重新排次，然后依作者年代顺序，汇为一书，则较为得体。然排次之时，编年则难于考订，分体则方式繁杂。若用分体之法，如何斟酌今古，纲举目张，统一体例，以便检索。此则分类编序之难也。至于撰写作者小传，标点作品原文，因群手分任，难免各行其是，互相参差，故又须事先熟虑深思，规定详明之条例，编稿者有所遵循，审稿者更能精确。此又制订条例之难也。自创始迄今，时逾二载，《全宋文》即将陆续付刊。以后继轨骏奔，期以十稔。异日书成之后，疵颣失误，或未能免，纠谬补遗，敬俟博雅。但就大体论之，其收采之广博，体例之谨严，抉择之审慎，编次之合法，或能较《全唐文》略胜一筹。此则古籍所诸同仁心向往之，黾勉以赴者。

吾中华民族立国于天地之间，数千年中，曾创造丰硕灿烂之文化，沾溉世界，此固吾人所当引以为自豪者。世变日亟，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借鉴他山，开拓新运，固时势之所需。然必须以我为主，发扬传统文化之优良，取外来文化之有益者，消融之以为我用。如数典忘祖，学步邯郸，殆不足取。夫整理古代文献，其用意亦在于使国人更可全面理解中国之历史文化，取精去粗，以适用于今日而已。赵宋一代三百余年，为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代之契机。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均在蜕变之中，而尤富于开拓创新之精神。陈寅恪先生撰《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故研治宋代历史文化，鉴古知今，尤多助益。夫治宋史固首赖于各类史书，而列为集部、属于词章性质之宋代诸家文集，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举凡国计民生、世情风习、说经考史、论道参禅、仕宦升沉、山川游览、遗闻轶事，以及文学艺术之评赏，罔不涉及。其中有可与史书互证而订其失误者，亦有可以补史书之阙遗者，更有诸作者发抒内心深处之情思，反映一代心声，而只记表面事迹之史书所无能为役者。故文集之作用，固不得仅以词章目之。且即以词章而论，有宋一代散文，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之后而健康发展，以清澈条畅之体开启新途，影响元明清文风者甚巨，在中国散文史中亦为瑰宝，故《全宋文》之纂成，将为治宋代历史文化者提供多方采获之资料，而促进其撢研之深入，其意义之重要固无烦详说也。

余虽厕名于四川大学古籍所，然年迈体衰，未能躬与编纂校点之役。曾、刘两君时时就余商榷体例，辨析疑义，故余亦颇悉《全宋文》编纂中艰辛曲折。值此《全宋文》即将陆续刊行之际，爰就所知所感者撰成此文，弁诸卷首。巴蜀书社殷勤赞助，密切合作，不惜重资，刊此巨著，其发扬学术之宏愿，笃于风义之高情，亦深可敬也。

1987年10月缪钺写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原载《文献》，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