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前，我曾选辑所作论述中国古典诗词之文共十篇，名曰《诗词散论》，付开明书店，于1948年刊行；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时，又增入一篇。60年代初期，我又选辑了研治魏晋南北朝史之作共十四篇，名曰《读史存稿》，于196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近年曾先后在香港、北京两地重印。

除去以上两个论文集所收的二十五篇文章之外，我在各报刊发表的论述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之文尚有数十篇，还有札记若干篇。自从扫除“四凶”，拨乱反正之后，生平知交及出版部门同志都曾劝我再选编一本论文集刊行。因为我解放前发表于各报刊之作，手边多无存本，故迟迟未能从事整理。近来承友人帮助，将我所需要的旧作从各地图书馆中寻觅复制寄来，我于是综合解放前后诸作，选取了二十六篇，内容按哲学、史学、文学分类编次，又附札记七篇，都为一集，名曰《冰茧庵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惠予刊行，于此敬致谢意。

这个《丛稿》中所收录之文，最早的撰写于30年代初期，最晚的到1983年，前后共历五十年，可以看出我治学见解的某些转变。在整理抄录清稿时，除改正错字、略饰辞句之外，内容方面未作修改，保存当年文章的面目。有几篇文章，没有收入。譬如解放前撰写的《吕氏春秋撰著考》《南北朝之物价》（分别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第九卷）两文，还拟多作修改，而我现在视力衰损，难以为力，故暂时不选；又如《丛稿》中已收入两篇论杜牧之文，所以1982年应约所写的《杜牧评传》一文，亦未选入，以免重复。

昔江藩谓刘端临（台拱）“勤于读书，懒于著述”（《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我的学问造诣虽远逊于刘端临，而“勤于读书，懒于著述”这一特点，却与他有相似之处。我平日涉猎群书，时有触悟，或覃思冥索，妙绪往来，常是在札记中疏写大旨，或存诸胸中，腾为口说，很少广求论证，深入阐发，写成专篇。所写成专篇者，或供生徒讲授之稿，或与友朋讨论之文，或是应报刊之约，多是有为而作的。《丛稿》所收诸文，内容庞杂，不成系统，此亦一因。还有，我平日行文，习于简约，直谅多闻之友曾对我说：“你写文章，在论证要旨之后，往往适可而止，不肯再作进一步的阐释，虽免枝蔓之弊，亦少详尽之功。”这也是我的一个短处。不过，尽管如此，这二十几篇文章，总还是标志着我在数十年治学过程中点点滴滴的雪泥鸿爪，所以过而存之，以就正于读者。

在60年代初期，我精力未衰，很想就平日研治文史胸中所蓄者，整理爬梳，撰写两三部专著。而十年动乱，劫历沧桑，旧业顿荒，良时虚度。拨乱反正之后，文教昌明，我虽然很想重自振奋，无奈久患目疾，读写艰难，积稿丛残，理董不易，二十年前之夙愿，遂无从实现，言之增慨。不过，我仍然愿意尽炳烛之明，竭驽骀之力，诱掖指导四川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中的中青年学人，选注《三国志》、编纂《北朝会要》、斠注《魏书》。学问者，天下之公器，不必出于一己。我虽累于目疾，不能多从事于撰写，但是如果看到我所培养的中青年学人，骎骎日上，著述斐然，这岂不是更可庆幸之事吗？

至于我自己呢？既然难以独立胜任巨著，只有就力所能及者略事撰写。最近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叶嘉莹教授合作，共撰《灵谿词说》，就平日读词心得，自创体例，独抒所见，他山攻错，获益弘多，异日成书，亦庶几迟暮之年，桑榆之获矣。

我在对旧作《丛稿》作《自序》之时，兼述最近治学情况，望海内学者进而教之。

1983年4月缪钺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

（原载《冰茧庵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