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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阳吴雨僧先生宓是我五十余年的道义之交，情意笃厚。吴先生硕学高节，负士林重望。“文革”期间，天地翻覆，知识分子横受摧残，吴先生的好友如著名学者陈寅恪、刘永济诸位先生均被迫害致死，吴先生当时任教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当然亦未能幸免，精神身体，备受摧残。拨乱反正之后，吴先生因病重回原籍泾阳休养，于1978年1月逝世。我间接听到噩耗之后，心中极为悲恸，当即赋诗一首以志哀悼，诗云：

我久想写一篇文章，叙述我与吴先生平生的交谊以及我所了解的吴先生的人品与学术造诣，以慰怀旧之思。但酝酿胸中，一直未暇动笔。月前，西安外语学院黄世坦同志函告，陕西人民出版社将编印《吴宓先生文集》以表扬乡贤，并拟先编辑一部关于吴先生的回忆录，向我征稿。我正好借此机会将蓄念已久所要写的抒写出来。

我这篇回忆吴先生的文章分两部分，先写我与吴先生的交谊，然后写我所了解的吴先生的为人与学术造诣。

最早介绍我与吴先生相识者是李濂镗先生。李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少时受教于林纾先生，工为古文。1925年后数年中，他在保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当时我在保定私立培德中学任教，时相往还，气类相合。李先生家居北京，与吴先生相识，常谈及吴先生为人耿介，学贯中西，论学论文均有独到见解，不趋时尚，我表示倾慕之意。李先生回京后将我的意思转告吴先生，并以我所作诗文相示。1927年，吴先生将他编毕的《吴宓诗集》全稿寄给我，请我评论。我写了一篇《读吴宓诗集题记》寄还。后来吴先生将这篇《题记》编入他的诗集中。30年代初期，《吴宓诗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1929年夏，我至北平，往清华大学拜见吴先生，这是我与吴先生神交数年之后的初次见面。吴先生所居曰“藤影荷声之馆”（馆的匾额乃黄晦闻先生所书），中间是大厅，东西各一间卧室，甚为宽敞，馆外春藤夏荷，环境幽静。我在这里住了两三天，与吴先生倾怀谈论。吴先生为人热诚、爽直，他向我详谈他论学论文的主张以及用文教振兴国运的志向。他劝我增强英语阅读能力，以便于多读外国书，吸收新知识。他说：“在今天研治中国学问，必须放开眼界，融会西方学术，才能开辟新境。”临别时，他借给我几本英文书，其中有英译本《柏拉图五大对话集》。

1933年4月，吴先生函促我赴北平与郭斌龢先生相识。郭先生留学美国，曾在哈佛大学受教于白璧德（Irving Babbitt）先生，精通古希腊文哲之学，服膺新人文主义，与吴先生先后同门，这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先生以前常在给我的信中谈起郭先生之学问与为人，郭先生也曾读过我的文章，并听吴先生谈起过我，所以我们初见面如旧相识。这时在辽沈事变后一年多，日军向关内进逼，国势危殆。我们三人慷慨论天下事，认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培养了民族气节及抗敌御侮的精神，我们都以顾亭林的民族气节相勉。此后我与郭先生遂结成志同道合的金石之交。

吴先生自1927年之后，任《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约我供稿。数年之中，我写了许多篇文章及诗词在《文学副刊》发表。自1929年后，我每次在暑假或寒假中游北平，都与吴先生晤谈。1930年夏，我将应聘赴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1935年秋，我将赴广州学海学院任编纂，临行前，我都往晤吴先生商谈，他总是对我加以殷勤勉励。

1937年夏，七七事变，抗战军兴。我与吴先生都先后避难南下。吴先生赴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我则于1938年夏应聘赴浙江大学任教（时校址内迁宜山，1940年初徙遵义）。虽然山川阻隔，但仍时通音问。1944年秋冬间，吴先生应燕京大学之聘（时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前往成都，路过遵义，住了半个多月。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文学院长梅光迪先生、中文系主任郭斌龢先生都是吴先生的好友，樽酒流连，颇多乐趣。我亦与吴先生欢聚晤谈，畅叙离怀。浙大请吴先生讲演，吴先生讲“《红楼梦》人物分析”专题，阐发《红楼梦》书中所蕴藏的人生哲理，见解精辟，师生听者兴致甚高，称为山城盛事。临别时，我赋五言长律二十四韵相赠，因为吴先生喜欢五言长律体。诗的上半篇十二韵，叙离乱相逢之情，并综述吴先生之生平。诗云：

抗战胜利后，我向浙大请假一年，应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之聘，于1946年8月来到成都。当时吴先生尚在成都，相与欢聚谈论者匝月。后来吴先生应武汉大学之聘为外文系主任。建国后，我仍在成都任教，吴先生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每逢开会来成都，常到我家中晤谈。“文革”期间，诸知友声问阻隔，传闻吴先生因为诬陷的罪名横遭迫害，身心均受损伤。拨乱反正之后，我致书吴先生，慰问劝解，吴先生覆书，表示达观。但当时极左思潮余波犹存，吴先生在校生活孤独，遂归原籍泾阳休养，于1978年初逝世。后来落实政策，西南师范学院于1978年6月为吴先生举行追悼会，1979年7月，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为吴先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而吴先生已不及见矣。此亦至可哀痛者也。

吴先生为陕西泾阳世家，少时读书即受清初关中学者李颙、李因笃诸人朴实刚健学风之影响。十余岁时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于1917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受教于白璧德先生，研治欧西文学，服膺新人文主义。1921年，学成归国，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与同道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诸位先生共同创办《学衡》杂志，发抒他们的学术见解，每月一期，由中华书局出版。吴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中心，而西方文化导源于古希腊，中国之孔子与古希腊之苏格拉底两位哲人之学说，其中有歧异，但亦有相通之处，新人文主义即远承古希腊之学说而又有新发展。方今科学发达，思辨严密，结合古人之优长，注入新鲜血液，未尝不可在中国创造新文化。“五四”以还，胡适提倡新文化，标举杜威之实用主义，提倡白话文，虽风靡一时，而吴先生不以为然。吴先生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并非西方哲学之精髓，不必移植于中土，至于行文，文言文在中国通行数千年之久，秦汉以后，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纵横万里之统一大国，疆域广阔，方言复杂，国人对语，不能相解，赖有一种统一的书面语言（文言文）维持全国之统一，其功甚伟。且自春秋战国以降二千余年中，历代作家写出许多不同艺术风格之散文，争光竞彩，为中国文学史中之瑰宝，而其各种高妙的艺术手法也足供后人借鉴。故文言文在今日仍有其生命力。不过，也不应故步自封，而需要创新。如果能吸收西方文章之写作方法，在达意方面更能深微曲折，逻辑严密，则可以创造出一种新文言（实际上，严复、章士钊、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先生已经这样做了），故不必一定提倡废弃文言，尽用白话。吴先生这些论学论文的主张，在当时毁誉不一。誉之者谓其力挽狂澜，毁之者谓其保守复古，激进“左”倾者流更是加以非议。不过，吴先生自信其见解是多年来研究中西文化，经过深思熟虑的，决不肯随时尚为转移。这是吴先生的一贯作风。“文革”期间，“四人帮”大倡评法批儒，诋毁孔子（实际上是借以影射攻击周总理），当时国内公开反对批孔者寥寥数人，吴先生即其一也（尚有梁漱溟、容庚诸位先生）。昔顾炎武自谓：“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顾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一）若吴先生，亦足称为“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者，较诸世之曲学阿世，卖论求官，颠倒黑白，谄媚权贵者，其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吴先生平生从事教学、科研、行政及主编期刊诸种工作，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在各大学教书数十年，既诲人不倦，严格要求，而又爱惜人才，殷勤奖拔。受吴先生教诲而后来学成名立者为数甚多，如张荫麟先生、贺麟先生，皆其著者也。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由吴先生为主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法，仿牛津、剑桥之成规，亦兼采中国古代书院之遗制，以导师为中枢。当时所聘导师如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位先生，都是驰名中外的第一流学者，而聘请陈先生，就是吴先生介绍的。当1919年陈先生到美国留学哈佛大学时，吴先生亦在哈佛，即深致钦佩，曾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吴先生对诸位导师均极尊重，而与陈先生交谊尤笃，尝谓：“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以上两段引文，均见吴先生所著《空轩诗话》）1961年秋，吴先生赴广州中山大学看望陈先生，当时正是陈先生在1958年极左思潮泛滥时横遭所谓“批判”之后，吴先生说：“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决不以时俗为转移。”（汪荣祖著《史家陈寅恪传》）实际上，吴先生也正是怀有这样的高风卓节，宜其二人能成为金石之交也。

《学衡》杂志最初创刊于南京时，由数位先生共同负责，后来吴先生北上任教于清华，即专由吴先生主编。吴先生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其内容有专论、中外新书评介、学术信息、中外古代名人诞辰或逝世若干周年的纪念文章，还选录一些忧时感事的诗词作品。吴先生多方组稿，不足时即自写，每周一期，即时发稿，非常辛劳。吴先生学贯中西，平生著作甚多。在他生前，只出版了一本专著，就是《吴宓诗集》。他的诗取法古人，而又能自创风格，融合新思想、新意境。他所撰写的文学专论、书评等文，大抵刊载于《学衡》杂志、《大公报·文学副刊》以及其他报刊之中，需要广泛搜集。

吴先生是研究中西比较文学之先驱者。当1920年，他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发表的《新文化运动》与 pagenumber_ebook=121,pagenumber_book=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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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篇文章中，首次向国内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曾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研究”这门课程，为我国培养了第一代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才。他认为，苟虚心多读中外书籍，深入探索，则知西方文化与我国文化实多互相裨益之处，可以取长补短，开启新途。吴先生最喜读《红楼梦》，撢研深邃。他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而且是一部阐发人生哲理之书。他研究《红楼梦》，既不同于索隐派，也不同于胡适的考证派，也不同于建国以后的“新红学”。他结合中国文化的传统，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与哲学思想阐释《红楼梦》。我经常听他讲《红楼梦》，妙绪纷披，发人深省。至于他研究《红楼梦》的专文已发表者甚多。我记得，前几年，曾有人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整理出一个目录。

吴先生接人处世，是爽直、诚恳、光明磊落。他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举例来说，吴芳吉先生少时与吴宓先生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学。吴芳吉先生因为反对校中洋人的措施而退学，放弃了公费留学美国的机会，后来在湖南、陕西、四川等地任教，艰苦卓绝，在诗歌创作上能独树一帜，1932年逝世时只有三十六岁。吴芳吉生前，吴宓先生对他多所帮助，交谊笃厚，世称“两吴生”。吴芳吉卒后，吴宓先生裒辑其遗作，刊印《白屋先生遗书》以纪念之。还有吴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交谊之笃，具详上文，不再复述。我与吴先生相交五十年中，他经常对我帮助勉励，尤其是鼓励我多读西方文学、哲学书籍以启发新知，曾向我介绍西方学术的重要书目，并借给我有关书籍。挚友郭斌龢先生亦曾热心帮助我读西方书籍。但是我在这方面用力不够，时作时辍，收获不大，愧对益友。

为纪念已故好友吴宓先生，我想要说的话甚多，但是因为目力衰损，写字困难，又加以字数限制，所以只能写出此篇短文，而所怀实未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