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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至1922年期间，我年十四岁至十八岁（按新算法），肄业于保定直隶省（即今河北省）立第六中学。校舍在保定西南郊，为灵隐寺故址，前临清溪，背负旷野，环境幽清，宜于读书。四年之中，我受业于三位国文教师，对我教益很大，至今记忆犹新。

初入学时，束鹿高兰坡（庆题）先生教我们国文。第一次作文题是《暑假纪事》，我交卷后，得了很好的评语，因为我从小即在家中读古文，学作文言文，所以在这方面比一般同学熟练一些。高先生当时四十岁左右，性情开朗，讲书时议论风生，对同学启发很大。他的思想在新旧之间，他认为，公羊家能发明孔子修《春秋》之精义微旨（这大概是受康有为的影响），又认为，法家韩非子循名责实的主张是对的（这大概是受严复的影响），给我们选讲了好几篇韩非子的短篇论辩之文，称赞其笔锋犀利；他对于当时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持反对态度。我常将所作小诗请先生批改，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蟋蟀》诗：

先生说，“萧斋”可以改为“空堂”，因为“堂”字声音响亮，且暗用《诗经·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的典故，更为贴切。我因此更领悟了作诗炼字用典之法。高先生要我多读汉魏古诗，植根深厚。高先生只教了一学期，就赴天津教育厅任职，但还是常与我通信，我也常寄所作诗文请教。先生总是复函奖勉，认为我天性近于文学，将来可以深造。先生工书法，善尺牍。有一次，我寄函请先生写条幅，并说，待买得好宣纸，随即奉上。先生复函说：“欲求羊欣之书，不必买洛阳之纸也。”可见其信手写来，吐属高雅。

第二位国文教师是马献图先生，肃宁人，五十多岁。他没有高先生的才华，但是为人朴诚，讲书非常尽力，详尽透彻，惟恐同学有听不懂者。同学有问题，总是尽心回答。马先生第一次上课，选讲欧阳修《释祕演诗集序》，给同学印象很深，有的调皮的同学私下戏称先生为“老祕演”。马先生教我们一年，他的勤恳讲课，循循善诱，博得同学们的敬仰。有一次，一位同学在所作文章中用了一个僻典，发卷时，马先生问他：“此典出自何处？”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教师竟肯向一个十几岁学生不耻下问，这是何等的虚怀雅量！

马先生教我们一年就离去了，继之者是王心研（念典）先生，一直教我们到毕业。王先生，宁河县人，是桐城吴挚甫（汝纶）先生的再传弟子。吴挚甫于清末在保定莲池书院任山长多年，教泽广被。王先生讲文章注重桐城义法，所选课文多取材于《古文辞类纂》与《续古文辞类纂》，并且勉励我们学作桐城派古文。我在家中少承庭训，喜读萧统的《文选》，尤其欣赏魏晋间文，清疏淡雅，起止自然，而觉得桐城义法未免局促。不过，桐城派古文也自有其长处，布局严谨，详略适宜，辞句雅洁，系统紧密。我受了两年多的桐城派古文训练之后，以后行文，无论是文言或白话，都能爽洁简要，无繁冗芜杂之弊，其中自然有王先生陶冶之功。我从小喜欢读诗，多是读唐诗，如《唐诗别裁》，但是学作诗时则喜欢吴梅村、王渔洋的律诗、绝句，容易模仿。我写录所作小诗请王先生指教时，先生说：“你的诗气骨靡弱，可多读黄山谷、陈后山之作以矫其弊。方东树《昭昧詹言》论诗精细，可以参看。”我于是读黄、陈二家诗，略有领悟。有一个寒假中，同班同学李守谦、许君远都回家（安国县）去了，在旧历新年人日（正月初七），我寄给他们一首七律诗：开学后，我将此诗面呈王先生，王先生很称赞，认为我的诗又进一境了。从此我亦爱读宋诗。总之，王先生在指导作文作诗方面，对我的教益是很大的。

我自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肄业，其后因从事教书工作，游走四方，得到不少良师益友的帮助，使我治学更向深广方面发展。但是十余岁读中学时三位国文老师对我的教益，仍然使我饮水思源，终生感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