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郑毅生先生天挺，是当代著名的史学家，研治明清史造诣尤为精邃。我对郑先生慕名很久，也读过他的著作，但识面较晚。抗战八年期间，我与郑先生虽然同在西南大后方，但是我任教于浙江大学，当时校址内迁，初在广西宜山，后徙贵州遵义，而郑先生则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居于昆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故无会晤机缘。

我与郑先生初次相识是在建国后的1954年夏天。这时，西南大行政区高教局组织高教参观团，赴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向各著名大学参观访问，汲取经验。我是参观团成员之一，于这年7月上旬，到天津南开大学参观访问，住了一个星期。当时郑先生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他殷勤接待了我们，详细介绍了南开历史系的全面情况以及教学与科研的许多好经验，使我们深受教益。我觉得郑先生为人爽朗、谦和、诚恳，是一位既有渊博学识又有行政治事才能的学者。

1961年，教育部组织编选文科教材，郑先生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先生合编）及《史学名著选读》。《史学名著选读》共选了六种史书：《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我被分配担任选注《三国志》的工作。这是一种供大学历史系高年级学生选修课用的教材，在选注工作中，首先应当考虑符合这个需要。郑先生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对《三国志》一书又是夙有研究的（曾于1935年发表过《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一文），所以考虑问题，周密惬当。在选注过程中，关于选目取舍、注释体例等，郑先生曾与我多次通函，往复商讨，使我深受启发。初稿完成后，寄请郑先生审阅。郑先生细读全稿，并对注释中个别问题提出商榷、修订的宝贵意见。凡此，均足见郑先生治学治事精密切实的精神。

自1971年后，我双目患白内障，逐渐加重，视力锐减，最严重时几同盲人。1980年，右眼施行手术后，戴特配眼镜，始能勉强看字写字。因此，在近十年中，遇有可以赴京、赴津开会之事，我都辞谢未去，所以没有与郑先生晤面的机会。只是当南开历史系教师来蓉或川大历史系教师赴津时，郑先生与我都托他们转致问候相念之意。1979年春，郑先生来成都开会，又喜得晤谈。我看到郑先生年届八旬，仍然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论学析疑，妙义纷披，私心庆幸，以为当吾国进行建设“四化”大业之时，郑先生在发扬学术、培育人才方面，将可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1980年，郑先生所著《探微集》与《清史简述》出版，都寄给我，使我先睹为快，受益甚多。我的旧稿《杜牧年谱》于1980年出版后，亦寄请郑先生指正。

1979年下半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教师李映发同志赴天津南开大学参加郑先生主办的明清史师资进修班，为期半载。李映发同志回校后，向我谈道，郑先生治学谨严，治事精敏，教导后学，热诚肫挚。在短短的半年之中，郑先生共讲了九个专题，虽遇风雨，亦不停辍，并亲自指导每周一次的课堂讨论，有时且到学员宿舍中看望。又曾率领进修班学员外出参观清西陵，加以讲解。郑先生屡次告诫学员说：“研究历史要‘求真’‘求用’。‘求真’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不要空谈，只有掌握丰富的资料，才有说服力；‘求用’就是要联系现实，为祖国建设服务，为人类历史发展服务。”又说：“搞历史科学也不能闭关自守，孤芳自赏，要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关于搜集资料、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等，都要现代化。学术无国界。”李映发同志所谈的关于郑先生的种种情况，我听了后非常感动、钦佩。

1981年下半年，郑先生因工作繁忙，积劳成疾，于12月20日不幸逝世。老成凋谢，士林同悲。我惊闻讣音后，甚为伤痛，当即电唁郑先生之子克晟同志，表示哀悼之忱。“十年动乱”使我国的学术文化受到剧烈摧残，有青黄不接、人才寥落之叹。正希望多有像郑先生这样的通人硕德倡导风气，端正趋向，诱掖后学，广育人才，而一旦溘逝，其为损失，宁可估量？所以我之哀悼郑先生，也正如古人所说的，“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

郑先生逝世已经半年多了，追惟平日交谊，倦倦于衷，因撰此文，以志怀念。至于郑先生在史学上卓越之成就，士林推重，已有定评，故此短文中不复论述焉。

（原载《南开史学》，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