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9日，余得朱佩弦先生8月1日来函，言“半年来连发胃疾三次，骨如柴立，下年度休假，须小心静养，冀可复原”。又谓“稍暇拟草《考证与批评》一文，介绍美国近年历史的批评的方法，说明治学不当以冷静琐屑之考证自限”。虽颇以其病体为虑，然思一年休养，当可复原，且犹拟撰著，精神尚佳，病亦易愈。而12日报载佩弦先生入医院治胃病，施行手术，病况严重，甚为忧念。13日报载佩弦先生于12日上午11时半逝世，不意8月1日之函札遂成绝笔，而佩弦先生对于“考证与批评”之卓见亦永不复得闻，怆恸无已。9月26日，成都北大、清华两同学会联合开会追悼朱佩弦先生，嘱余对于佩弦先生学术造诣作简单之论述。余不敢谓深知佩弦先生，谨就愚见所及，略贡数言，以志哀悼敬佩之忱。

佩弦先生真乃所谓“通人”。此处用“通人”一词，意谓：“一人在学术上能有多方面之成就，多方面之了解，融贯沟合，因此识解澄明，议论通达。”此实一难能可贵之造诣，而佩弦先生最高之成就即在于此。

凡一时于文学有兴趣之学人，其所努力之途径有三：曰考证，曰批评，曰创作。学力笃实者喜考证，识见高明者喜批评，才华发越者喜创作。三者各有其境界与甘苦，三者之间颇多相反之处，而穷极言之，未尝不可相济相助，交流互通。但人之才性，多有所偏，鲜能兼善，于是喜创作者厌考证为死板，而不知考证之训练有时亦有助于创作；治考证者诋批评为空疏，而不知最佳之考证仍需运以空灵之思，闳通之识；治批评者鄙考证为琐碎，而不知谨严之批评须建筑于考证之上。对于某一方面有专长者，因未尝从事于其他方面，遂不能了解其甘苦，认识其价值，因此而生偏见，不能收相反相成之益。佩弦先生早岁从事于新文学之创作，其努力方向在新诗与散文，其后不作新诗而散文之造诣独卓。（新诗有十九首，刊于《雪潮》中，散文有《背影》《你我》《伦敦杂记》《欧游杂记》等。）在清华大学授学以来，又致力于文学史之考证与文学批评，亦著述斐然，各有独到。（文学史考证之作有《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均载《清华学报》中，又有《诗言志辨》，文学批评之作有《论雅俗共赏》《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等。）佩弦先生兼能考证、批评与创作，故无一偏之蔽，而收交流互通之益。此其所以为通人之第一点。

居今日而治中国学术，又与古时不同。今日之中国，因受西洋影响，一切皆在蜕故变新之中，学术自亦不能例外。如徒读古书，不能接受新见解、新方法，则食古不化，非徒无益，且反为学术进步之梗。然若只能采用新见解、新方法，而古书根底浅薄，了解不深，论述多误，则亦不能胜批判地接受旧文化以创造新文化之责任。佩弦先生精熟中国古籍，又多读西洋书，对于中国古人作品既有深刻之了解与同情之欣赏，而又能自西洋书中得许多新启发，融贯中西，蜕故变新。此其所以为通人之第二点。

佩弦先生天赋之才性盖适宜于多方面之感受。在其所作《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载《你我》中）一文中曾谓：“我们要能多方面地了解，多方面地感受，多方面地参加，才有真趣可言。”其为人如是，其治学亦如是。当其写散文时，伫兴发抒，空灵隽逸，而当其治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则主张：“现在我们固然愿意有些人去试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但更愿有许多人分头去搜集材料，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寻出它们的史迹。这个得认真地仔细地考辨，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这是从小处下手，希望努力的结果可以阐明批评的价值，化除一般人的成见，并坚强它那新获得的地位。”（《〈诗言志辨〉自序》）纯为考证学者谨严朴实之态度，但同时又知考证之流弊，而主张“治学不当以冷静琐屑之考证自限”（1948年8月1日与笔者书中语）。佩弦先生虽努力于新文学之创作，但对旧文学亦有同情之欣赏，偶作旧诗，意境清新。朗诵诗为新兴之体，或有怀疑其是否能成为诗者，而佩弦先生独能欣赏之，曾作《论朗诵诗》（载《论雅俗共赏》中）一文称赞其价值；但有人欲为朗诵诗争取独占的地位，只承认朗诵诗是诗，佩弦先生则谓：“笔者却不能够赞成这种‘罢黜百家’的作风，即使会有这一个时期，相信诗国终于不会那么狭小的。”

治学而拘于某一方面者，虽有专长，然亦不免偏蔽，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佩弦先生兼致力于考证、批评、创作三方面，深造自得，于是能收交流互通之益。其所作散文，虽抒情写景，然非纯恃才情，实含有深厚之学问意味，一读而知其为学者之文；其考证论文，皆有灵光，表见才识，非徒以材料之新奇繁博见长；其批评作品，虽属通论，而有考证之根据，深入浅出，耐人寻味。且因深悉各方面之甘苦利病，故胸襟开朗，识解通达，“相信诗国终于不会那么狭小”，进而言之，亦相信学术之国“终于不会那么狭小”。但佩弦先生治学虽向多方面发展，而又有其一贯之精神，即常怀日新之思，批判地接受旧文学，而开创建立新文学。

佩弦先生此种通达之识见，创新之精神，不但表现于其著作言论之中，且表现于其所主持之事业之中。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提倡文学史之考证、文学批评、新文艺之创作，并主张中文系与外文系沟通，将来可归于合并（参看佩弦先生所作《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载《国文月刊》第63期），使清华大学中文系走入理想之途径。

就以上所言，吾人可以了解佩弦先生在学术上之才识与造诣至为难能可贵。乃于五十一岁之中年遽尔溘逝，实今日中国学术界一极大之损失。

（原载《西方日报》1948年9月26日《朱自清先生追悼会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