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传

缪钺字彦威，江苏省溧阳市人。汉族。1904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外祖父邹蘅衫（梓生）公迁安县（当时属直隶省）署中。幼小时，随家人侨寓保定。曾祖名梓，字南卿，清道光时，中举人，仕至两浙江南都转盐运使，兼署浙江按察使，咸丰十年，卒，五十四岁。《清史稿》有传；著《缪武烈公遗集》四册，已刊行。祖父名巩，字坚士，清光绪时，中举人，议叙员外郎，改选知府，光绪十三年，卒，三十七岁。著《菺华山馆诗文集》《海上危言》，藏于家。父名颂唐，字饮仙，在政府机关任秘书，民国十三年，卒，四十四岁。著《惟是斋文集》《惟是斋笔记》，藏于家。

我七八岁时，从外祖父读《论语》《孟子》，后来入小学、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肄业。1924年冬，因父殁，辍学，教书为生，赡养家人。解放前，曾任省立保定中学与私立培德中学国文教员、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学海书院教授兼编纂、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50年解放初期，仍任原职。1951年，华西大学由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人民华大”，我调任历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至今。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现任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历史研究所顾问、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三国史研究中心主任。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另外，尚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又任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元好问学会、四川省杜甫研究学会、四川诗词学会的名誉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唐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李白研究学会、四川省社联、四川省史学会等学会的顾问。

现在将我平生治学的思想、方法、经验、成就以及教学科研工作情况，简要叙述如下：

我少承庭训，加以师长教诲，在十八岁中学毕业之前，即受过文史之学的基本训练，学习了文字、声韵、训诂以及目录等诸种学科的常识，略通治学门径（譬如参阅《书目答问》《四库总目提要》、段氏《说文解字注》、王氏《经义述闻》、章氏《文史通义》等）；读过一定数量的经、史、子、集等重要书籍（少数是精读，大多数是选读或翻检），也看过一些小说戏曲。在先秦书中，我最喜读《诗经》《左传》《庄子》《楚辞》。同时，又练习写作古文、诗、词等。后来考北京大学肄业，受学于硕彦通人，开拓眼界，启发思想。以后数十年中，教读为生，游走四方，受到许多良师益友的教益启发，治学遂向深广方面发展。

我少时治学，受清代学者影响颇深，景仰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经世致用之学，又兼采诸家之长，如黄（宗羲）、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之识解阂通，钱（大昕）、段（玉裁）、二王（念孙、引之）考证精核，尤其景慕汪中之“博极群书，文藻秀出”。在近代学者中，我亲承张尔田先生之教诲。张先生精研文史哲之学，兼有浙东博通与浙西专精二者之长，故我深受沾溉。我读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之著作，尤为敬佩。王、陈两先生学识精博、融贯中西，能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在许多学术范畴中均有显著的创获，使我深受教益，在我的文史著作中，常会看到王、陈两家的影响。对于西方学术思想，我所知甚浅。挚友吴宓、郭斌龢两位先生常劝我多读西方学者之书，并加以帮助，可惜我在这方面努力不够，愧负良友。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是在解放后才开始学习的，曾试图运用其观点、方法以分析问题，但是总没有能够学好。自从拨乱反正，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才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革命性、创造性与开放性，开始有点新的体会。

我是研究历史与文学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包括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文学作品也是人撰写的，所以研究历史与文学，人是关键。我研究中国历史，注重通古今之变，探索并阐释数千年兴衰治乱之迹，各民族间的斗争与融合，经济的发展，学术文化的演变，彰往察来，以资借鉴，从中得到启发，有裨于致用。我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注重理解其发展情况及优秀传统，古代作家的高情卓识，精湛艺术，尤其是古典诗词中生生不息的感发作用，可以陶冶性情，提高志趣。同时，我又常用文史互证之法，知人论世，探索隐微，发掘问题，树立新义。以上数点，都在我的讲课与论著中表现出来，既锻炼自己，也教育青年。

我在各大学教书五十余年，开设过诗选、词选、六朝文、杜诗、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阶段）、中国学术思想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史学名著选读诸种课程。我教书，不仅是传授知识，阐明理论，更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之能力、怀疑探索之精神。通过讲授文史课程，阐述中国文化之优秀传统、古代贤人志士之高风亮节，以培养学生广阔的襟怀、远大的志向，有为国家民族做出贡献的责任感。我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德才兼备，学以致用。具体要求是：为人耿介，治学谨严，做事勤敏。我教过的学生，许多人都在不同岗位上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有少数人已经著述斐然，成为知名学者。近十年中，我培养的博士生、硕士生等，毕业工作，成绩都好。1989年，我获得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项目是《六十五年育才之经验与艺术》。同一年，又获得四川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我也指导过少数外国博士生，如美国的Susan Cherniack（苏珊）、瑞典的Roger Greatrex（王罗杰）。

至于我的治学方法与经验，除去注重练好基本功之外，就是要“熟读深思”。书必须熟读、精读，重要部分要能成诵（我从少小时就养成背书的习惯）。深思有两个方面：一是探索隐微，“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汪中语）。一是高瞻远瞩，“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黄庭坚语）。二者兼备，才不致流于狭隘与空疏。我又提出三个结合：论史结合，文史结合，古今结合。（当然，还可增加“中西结合”。）同时，又要照顾到专精与博通的关系，专精必须建立在渊博的基础之上，而最高的境界则是能具有才学识三长。

我的科学研究重点，早年是先秦诸子，曾撰文提出对于荀卿之学及战国秦汉间新儒家的新见解。后来转向汉魏六朝唐宋时期的历史与文学。在整理研究古代作家生平事迹方面，我撰写过王粲、颜延之、鲍照、魏收、颜之推、杜牧、元好问诸人的年谱；又撰写过陈寿、颜之推、杜牧、史达祖诸人的评传。在研治历史方面，我撰写并发表过许多篇论文，如《清谈与魏晋政治》《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南朝农民起义的地区问题》《北朝之鲜卑语》《北魏立三长制年月考》《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等等，阐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学术思想、典章制度、民族关系、历史人物。在研治文学方面，我曾撰文阐论魏晋辞赋、六朝五言诗、曹植诗，而对于唐宋诗词致力尤深。对于唐代诗人，如陈子昂、杜甫、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我都曾撰专文论述，而对杜牧的研究尤为突出，所撰《杜牧年谱》《杜牧传》以及其他有关杜牧的论文，对学术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对于宋诗，除去撰文论述个别诗人之外，我又曾撰写《论宋诗》一文，总论宋诗，说明宋诗继唐诗之后又大有发展，内容广阔，思力深沉，技巧精细，韵致新隽，是其特长，矫正有些论者尊唐卑宋之偏见。我也曾撰文论述清代诗人黄景仁、龚自珍、郑珍等。唐五代两宋词，尤其是我所喜爱的。除去早年所写的论词诸文之外，自1982年以后，与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合作，共撰《灵谿词说》。我与叶嘉莹教授论词，都推崇王国维先生，所见多有针芥之合，但亦能以不同意见互相讨论，得切磋之益。四年之中，共写成《词说》四十一篇（包括“前言”“后记”），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此书体例是创新的，融合论词绝句、词话、词学论文、词史于一炉；其内容则是纵论唐宋词人，综合运用中西文学理论，阐释词中“要眇宜修”之特质及其感发兴起之作用；结合词人生平，分析其作品中的幽情微旨，并指出他们在词史中发展拓新之功能。此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词学界之重视。

我的专著已出版者有下列十种：一、《元遗山年谱汇纂》，1935年钟山书局出版，后收入《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的《附录》之中。二、《诗词散论》，1948年9月开明书店出版，1982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三、《读史存稿》，1963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1978年、1982年两次重印。四、《杜牧传》，1977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五、《杜牧年谱》，1980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六、《冰茧庵丛稿》，1985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七、《灵谿词说》（与加拿大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合撰），1987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台湾正中书局重印。八、《冰茧庵序跋辑存》，1989年7月巴蜀书社出版。九、《冰茧庵剩稿》，1992年10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十、《词学古今谈》（与叶嘉莹教授合撰），1992年10月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月岳麓书社出版。其中《杜牧年谱》《冰茧庵丛稿》《冰茧庵序跋辑存》三书，分别于1984年、1985年、1990年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荣誉奖。

此外，我尚编写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三国志选》（中华书局版）及普及读物《杜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又主编《三国志选注》（我指导马德真、朱大有、杨耀坤三人分别作注，中华书局版，共三册）；又主编《三国志导读》（巴蜀书社版）。另外，我还发表过一百多篇论文，其中一部分已分别收入四个论文集（《诗词散论》《读史存稿》《冰茧庵丛稿》《冰茧庵剩稿》）。我还写过四十多篇赏析古人单篇诗词的短文，分别刊载于各种“鉴赏辞典”及各期刊中。

今后的科研工作主要是继续主编《北朝会要》。此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约稿的，由我主编，刘琳任执行主编，研究室中七八位同志担任纂写。现已完成初稿，正在审订。

我从少时就喜欢作诗词，后来治史之余，不废吟咏。我作诗词，都是抒写真情实感，不为敷衍酬应之篇、无病呻吟之作。至于艺术风格，则是在承继古人之基础上以求创新。我熟读《诗经》《楚辞》以及汉魏至明清诸名家诗集之后，拟取阮籍、陶渊明之寄兴深微，李商隐之情韵绵邈，黄庭坚、陈与义之笔致峭折，而熔于一炉，自创新境，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至于作词，则因才性之所近，小令取法秦观、晏畿道，慢词取法周邦彦、姜夔，亦兼采他家之长，蕲向于深美阂约。我的诗词，录存四册，名《冰茧庵诗词稿》，尚未刊印，只有一部分曾在各报纸、诗刊中发表，或收入各种当代名家诗词选集中。

我亦喜书法，临摹碑帖，见异多迁。初学书时，摹柳公权、赵孟頫，后学王羲之、献之父子，而草书则摹孙过庭《书谱》。中年以后，致力于智永及初唐欧、虞、褚、薛四家。晚岁则喜摹文徵明小楷及行书。平生作书，以萧散隽逸为宗，服膺黄庭坚韵胜之说。惟自愧读碑帖多而临池功少，胸中所蓄不能达之于笔下。

我少时在中学读书，学习作文，教师是清末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先生之再传弟子，讲桐城古文的义法，注重行文雅洁。这种训练对于我以后的作文还是有益处的。但是我又爱读《昭明文选》，学作骈文，尤喜魏晋风格；后来在清代骈文家中，独喜汪中，其文清美宕逸，意度冲远，我的文章亦颇受其影响。

我今年九十岁，年登耄耋，体气日衰，深恐“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刘孝标《自序》语），故自叙生平治学教书之崖略如此。

1993年11月改定

（原载《冰茧彩丝集——纪念缪钺教授九十寿辰暨从教七十年纪念论文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