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论文如何才能做到“要言不烦”呢？这就要求作者在抒写表达方面下一番惨淡经营的工夫。譬如开头如何引起问题，中间如何层层论证，最后如何总结，而每层之间又如何连贯衔接，其中关键性的论点如何常用警句说明，如画龙之点睛，通篇布局，如何做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精思熟虑，而不是信笔直至可以做到的。

昔刘知几论修史者应具有才、学、识三长，就一篇论文而言，似乎也可以提出这三项要求。资料翔实，学也；见解精辟，识也；而文章清简流畅，则是才的表现。我们写文章为的是给人读的，必须人们喜欢读，才能将我们的心得传播出去，而文章的巧拙所产生的效果迥乎不同。就清人的考证文章而论，高邮王氏父子之作，尽管繁征博引，而论证清晰，文辞爽洁，逻辑性强，使人读后，不但容易理解，而且容易记忆；俞正燮学问渊博，也很有识见，但是他的文章枝蔓繁冗，读起来沉闷，往往读过一遍之后还不能明其要领，需要再去寻绎。王、俞两家写文章的方法，可以为我们的借鉴。

现在青年学人对于写文章的训练工夫，往往重视不够。在我历届培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的过程中，他们大都能够勤奋读书，广泛搜集资料，考证整理，运用理论进行分析阐释，这当然都是很对的。但是等到执笔写论文时，则不能掌握较好的方法，以至于枝蔓繁芜。譬如引用论证的资料，应当有选择，有详略。重要的证据，全文征引，据此进行考释、分析，说明问题；次要的则不必引全文，只引精要的几句即可；更次要的则可以用自己的话说出，注明出处来历。征引过多（有些是不必要的），变成专题资料汇编，将使读者生厌。分析阐释，既要深刻详尽，又要简明扼要，繁冗不等于深刻，重复不等于详尽。通篇结构要完整，要能前后照应，彼此关联，不可松散。用笔要能灵活跳宕，不可一句一句地平铺直叙，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所有以上这些写作方法，每逢研究生到第三学年初将撰写论文时，我都先给他们讲讲，但是收效不大。因为写好文章要靠平素长期的锻炼修养，不是旦夕之功可能为力的。有的青年学人写论文时，不肯割爱，想把所收集的资料尽可能都写进去，甚至以为文章长才能表现质量高。这些想法、做法都是错的。我们小时读书受教育，并不谈做学问，而是先反复训练写文章。现在受教育的青年似乎缺少这一层功夫。

下边谈谈我少时学作文的情况。我虽然是江苏人，而少小时家居保定。清朝末年，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先生在保定莲池书院讲学多年，影响很大。我十余岁读中学时（旧制四年），国文教师王先生就是吴汝纶先生的再传弟子，他讲文章，阐述桐城义法，要求我们也学作桐城古文。我因为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对于桐城派古文的作法并不完全满意，认为它过于拘谨，而喜欢魏晋间文章的淡雅隽逸，起止自然。在清代文家中，尤其喜欢汪中。不过，在中学数年作文的训练中，也得到不少益处。因为桐城派古文家主张“言有序”，在一篇文章中，要结构完整，重点突出，辞句清畅，照应紧凑，不可散漫无归。我因为少时在作文中受过这点训练，以后虽然并不作桐城派的古文，但是言之有序、文辞清畅这些基本功的掌握，使我以后行文时（无论是文言或白话），能够免去繁冗芜杂之弊。

史学论文不同于文学作品，固然不必强调艺术性，但是也不妨含有文学情趣。汪中《述学》中许多考证文章，就是很有文采的，使读者同时能得到欣赏之趣。更有进者，如果一篇史学论文，在论述本题范围的内容时，还时常能联系到其他方面，有启发性的精言或规律性的警语，如同宝玉明珠，精光四射，能引起读者遐思远想。这类文章，我称之为有“灵光奇气”，非学养深厚、识力敏锐者不易臻此。我读王静安、陈寅恪两位先生的文章时，偶尔遇到此种境界。

（原载《缪钺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