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59年我开始招收攻读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生（那时研究生攻读期限三年，没有授予学位的制度），至“文革”以前，我一共培养了三届四名研究生。那时学风良好，他们在校时，治学勤恳切实，毕业后工作努力，成绩显著，现在都已成为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担任行政职务。“文革”动乱时期，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停止。1976年，扫荡“四凶”，拨乱反正。1978年，恢复培养研究生制度。从这年至今，我培养了四届硕士生，共十名，均已毕业。自1982年以后，我又陆续招收了三名博士生，他们都是我原来培养的硕士生经过考试录取的，正在学习中。

十年浩劫，破坏了学风、文风，在有些青年的心目中，价值观念颠倒，不能明辨是非。所以我自从1978年第二次开始培养研究生之后，首先考虑学风问题。我觉得，培养研究生的要求，应该是德才兼备，学以致用，不能只以作出一篇较好的毕业论文为满足。于是我向研究生提出三个努力方向，我也以此自勉。这三个努力方向就是：为人耿介；治学谨严；做事勤敏。

所谓“为人耿介”者，就是要求有正义感，敢于坚持真理，绝不曲学阿世，苟合取容，否则，虽然略有才华知识，也是无甚可取的。譬如清朝的李光地，卖友求荣，人品卑劣，但是他善于揣摩迎合康熙帝对人民加强思想控制的意图，大讲程朱理学，在当时深受统治者的荣宠，号为“理学名臣”。然而后世论定，不过是一个曲学阿世的巧宦而已。我常给研究生讲述古代学者如顾亭林先生为人治学的高尚风格。顾亭林曾引用《论语》中的两句话：“行己有耻”与“博学于文”，作为自己平生的蕲向。他与友人书中又曾说：“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亭林文集》卷四）以他平生的行迹来衡量，他说这几句话，是足以当之无愧的。当然，像这种高尚风格的培养，绝不是短时间所能奏效，不过，使青年学人了解这种境界，可以开拓其心胸，向大处远处看，不至于只知道趋时俯仰，追逐近功浅利，成为流俗的庸人。

所谓“治学谨严”者，就是说，做学问要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不断地增进基本功，加深文化修养；要切实读书，掌握大量资料，经过联想对勘，提出问题，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进行分析，不贴标签，切忌教条，务求联系资料实际，论从史出。要能使宏观与微观互相结合，既能高瞻远瞩，“通古今之变”，又能钩深致隐，探索幽微。要能继承中国古人治学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我们研究古代文史，并非为古而古，其目的都是了解实况，探索源流，提供借鉴，解决当世之务。顾亭林平生博览群书，考证经史，而着眼于“天下郡国利病”，提供治国方案。这是我们所应取法的。以上是我经常教导研究生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也许有人会问：“你提倡‘治学谨严’，是不是会使青年学人思想拘谨保守，没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呢？”我说，不然。开拓创新也应当建立在谨严的基础之上。如果确实是深造自得，有真知灼见，发前人所未发，而又论证详核，说服力强，这才是真正的创新。如果不谨严，不切实，胡思乱想，立异标新，就像以前作应考的策论那样，故意做翻案文章，以耸动视听，这是“哗众取宠”，并非真正的开拓创新。这样做，只能迷惑浅学无知者，而将贻笑于大方之家。

所谓“做事勤敏”者，就是要求研究生要有做事的能力，勤敏负责，有事业心。国家培养研究生，是为了将来服务于“四化”建设，而不是做装饰品。所以导师培养研究生的责任，不能以指导他们写出较好的毕业论文为满足，而是应当培养他们毕业后在长期工作中不断地做出贡献。所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我经常教导他们，使他们树立做事勤恳负责的思想而养成习惯。譬如外出参观实习时，我就组织他们分别承担一定的事务，保证完成计划，准时返校。我又常对他们说：“我不但在校期间对你们负责任，你们毕业后做工作时，我仍然要负责任，经常了解情况，加以指导。工厂出卖成品，有三包制度，如果成品不合格，不适用，买主可以退回，要求修理或更换。研究生毕业后，出任工作，如果能力差，态度不好，用人单位虽然不会退回原校，但是导师应当是问心有愧的。”在最近数年之中，我所培养的十名硕士生毕业之后，或留校工作，或分配到其他高等院校与科研单位，他们都能勤恳尽职，博得好评。自1985年起，他们又商定了一种聚会联谊的办法。每一学期中，举行一两次座谈，交流工作与治学的经验，讨论所遇到的问题，互相勉励促进，维持他们在校期间良好的学风。我认为，这个办法还是可取的。

良好学风的培养，需要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自然形成，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勉强促成，更需要经过长期的考验。我以上所说的做法与经验，虽然也行之有效，但还是远非完善的。

（原载《群言》，198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