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编入这本杂文集的作品，“文革”前写的署名小木，“文革”后写的，署名卢杨村。附录一篇，发表时用了我的原名。因为它们多半都是熬夜的成果，所以我就把汇总这些成果的集子称为《灯下集》。

应当指出，写杂文不是我的本职工作。1955年，我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随即留系任教，专业方向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但是这个专业方向和我的杂文写作并不矛盾，沟通之法也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让古代的历史素材为今天的社会生活服务。所以我写杂文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几乎每篇都要引证一些古人古事，一边谈古一边论今。1988年，我曾著文自我介绍写作的甘苦和体验，标题就叫作《谈古论今说杂文》。现在我就把这篇自我介绍置于卷首，充当本书的代序。序文围绕古今关系这个核心议题，不仅分析了杂文作品，而且还特别提到我写的《初唐杰出的政治批评家魏徵》，从而引出一桩比较复杂的陈年往事。一方面，评述魏徵这篇文章不是杂文，但它可以和这本杂文集的代序互相参照，所以我就把它排列在本书的末尾。另一方面，往事又时隔多年，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交代不行，话长了也不好，那就粗略地说它几句吧。

1962年，我应《成都晚报》记者之约，撰写文章评述魏徵。在唐代贞观时期，魏徵曾和唐太宗李世民进行过多次政治对话，其主要内容：一曰以史为鉴；二曰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三曰创业难，守成更难；四曰兼听则明；五曰居安思危；六曰选贤任能。魏徵批评朝政，直言不讳，敢于犯上，太宗包容魏徵，既勇于自责，又虚心采纳，这一君一臣，在中国古代实属罕见。他们倡导的政治格言，具有很强的共性，早已成为世代相传的老生常谈了。出乎意料之外，常谈也会惹祸。到了“四清”运动，上述文章被指定为一株大毒草，我也挨了一通大批判。在历史上，魏徵的声誉是和贞观之治联系在一起的，贞观之治的历史价值又是和一系列政治理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理念不会过时。在我看来，魏徵之所以不受欢迎，并不是因为这位历史人物丧失了历史意义，而是我们在这一段很有意义的历史面前缺少了照镜子的习惯和勇气。唐太宗自夸拥有三面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请容我补充一句，这些镜子，均非太宗独家垄断，而是人皆可得之物。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弃而不用，离开了镜子，就看不见自己的真实面目，自知之明，又从何而来？没有自知之明，忠言逆耳，闻者不戒，集思广益之路，又焉能畅通？如果此路受阻，政治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会正常地开展下去吗？事实告诉我们，照镜子的呼声的确不是多此一举。所以我在写了魏徵之后又开始写杂文。在我看来，只要贞观时期流行的政治格言还可以古为今用，我们的杂文事业就肯定能够繁荣昌盛；但是如果兼听则明和居安思危都变成了历史糟粕，你去写杂文（也包括写魏徵）就等于自找苦吃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把今天和明天的事情办得更好，还是经常照一照历史这面镜子吧！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