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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七世纪世界上最强大、最文明的国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而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时期又是唐朝的黄金时代。

李世民是高祖李渊的次子，按宗法制的纲常来说是不能当皇帝的，皇位继承人根据传嫡的习惯应该是太子李建成。但李渊从太原起兵，转战晋陕，建立政权，统一全国，主要依靠了李世民的策划和努力。太原起兵时，世民十八岁。唐朝政权建立后，二十四岁的李世民以秦王的身份兼领尚书令（中央最高行政机构长官）的职务，左右有一批能干的臣僚，本人威望很高。李建成自己不行，又对世民猜忌。斗争暗中进行很久，终于在高祖武德九年爆发为公开的政变——玄武门之变。以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为首的东宫系统和以李世民为首的秦王系统，在长安宫城玄武门进行了一场武装械斗，建成、元吉都被射杀。李渊顺势立世民为太子，又于同年传位。世民当了皇帝，是为太宗，年号贞观。

李世民即位之后，对原东宫系统的属僚，除猥琐无能者外，均“弃怨用才”，分别授官。其中，特别看上了太子洗马魏徵。著名的贞观之治，一方面和世民的励精图强、采纳众议、整顿法纪分不开，另一方面也和魏徵的深谋远虑、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有很大关系。他们没有计较过去的仇嫌，而且彼此都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太宗和魏徵等人的“贞观君臣论治”，已成为历史的美谈和封建社会政治的优良典范。

魏徵字玄成，山东馆陶人。《旧唐书·列传》说他：“少孤贫，落拓有大志。”隋炀帝末年，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邀魏徵参加，负责草拟书信公文。李密很看重魏徵，但“奇之而不能用”。后徵随李密降唐，太子建成久闻其名，召入东宫，颇为礼遇。魏徵在前面提到的皇位争夺中起了什么作用，史无明文，但后来魏徵亲口向太宗说过，他曾劝建成早些动手，未被采纳，大概建成也是“奇之而不能用”吧！

贞观元年，世民任魏徵为谏议大夫，是门下省的属官，专掌对皇帝言行缺失的规正。次年，迁秘书监，同时参与朝政。贞观七年，任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唐代官制承袭东汉魏晋的演变，实行三省制度：中书决策，门下封驳，尚书施行，所以门下省要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纠弹朝政，与其他两省长官共同分担秦汉时期宰相的职权。

魏徵性格耿直，对朝政有许多中肯的批评。凡是他的意见，都当面陈述，引古证今，词强理足，毫不含糊。据说他前后言事两百余件，与太宗往复应对，有数十万言。这些政治批评的言论散见于唐·吴兢《贞观政要》和唐·王方庆《魏郑公谏录》，此外，《全唐文》和《畿辅丛书》都各辑有魏徵文集三卷，均可参考。

第一，魏徵在唐朝国运方隆，李世民志满意得的时候，在不少贵族官僚歌颂圣德，眩迷升平的时候，独能冷静地敲起警钟：创业尚比较容易，守成还更加困难。太宗曾和侍臣们多次讨论了这个问题。魏徵认为：一个新朝代的建立，总是在社会衰乱的时候，人民都希望有更贤能的君主出来治理天下，“因乱抚定”，是不算太难的。但一经得到了政权，渐渐遗忘了创业的辛苦，守成之君便很容易日趋骄奢荒怠。百姓要劳动，君主却不停地征敛，百姓已经贫困，君主仍然独自过着腐烂的生活，于是又重新走上了败亡者的覆辙。秦朝和隋朝在统一六国和南北朝的时候，国势算得上既强且盛了，难道他们不想子孙万代，永不衰替？可是，守成难啊！到了秦二世和隋炀帝手里，曾几何时就改朝易姓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对唐初的政治家们的印象，是特别深刻的，所以太宗完全同意魏徵的看法，更委托魏徵编辑前代帝王成败的故事，名为《诸王善恶录》，专供王室子弟学习，要他们从中吸取教训，引为规范。魏徵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功成名立，咸资始封之君；国丧身亡，多因继体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时逢草味，见王业之艰阻，知父兄之忧勤，是以在上不骄，夙夜匪懈……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欢心……暨夫子孙继体，多属隆平，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忧惧，岂知稼穑之艰难……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唯人所召，岂徒言哉？”

因此，第二，“居安思危”是魏徵经常提出的忠告。这句话的意义是不要忘记过去，所以贞观君臣屡以隋亡为鉴。魏徵还向太宗讲了一个故事：齐桓公同管仲、鲍叔牙、宁戚在一起饮酒。桓公问鲍叔牙：为何不向他敬酒呢？于是叔牙举杯，并且说道：愿您不要忘记从前在莒国过流亡生活的时候，愿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当作囚徒而遭束缚的时候，愿宁戚不要忘记替别人饭牛车下的时候。于是桓公避席称谢，并且表示，只要我们都能够记住先生的忠告，国家社稷就不会有危险了。太宗听过故事，立刻向魏徵指出：我一定不敢忘记过去的艰难日子，希望你也不要忘记鲍叔牙的为人，我们相互勉励吧！

魏徵还告诉大家：现在虽然国家太平无事，但我仍然以为不应该过早高兴，松懈麻痹。古来亡国的君主，就因为他们“居安忘危，处理忘乱”，希望陛下在太平环境里特别注意“安不忘危，理不忘乱”。古语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的确值得深思。太宗点头称是。

第三，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魏徵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君主应当虚心接纳臣下的建议和劝告，是魏徵政治批评的中心论旨。魏徵主张：即使是过激之辞，或者意见不完全恰当，君主也要听取：因为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人对事总会有益。魏徵要求太宗，纳谏必须态度平和，如果一听到批评就红脸，旁人就不敢说话了。纳谏又必须知过必改，始终如一，才能增强进言者的勇气和信心。贞观十二年，魏徵告诉太宗：目前国家内外的形势很好，但由于承平日久，陛下听取意见的态度反而不如贞观初年那样虚心了。过去，很高兴地接受；现在，就比较勉强，甚至有点不大耐烦。例如贞观初年，你判决元律师的死罪，孙伏伽谏曰：依照法律，不应处死，为什么要滥用国家刑法呢？陛下便立即改正，并赏赐提意见的人一座价值百万的花园。有人说赏赐太厚，但陛下认为即位以来，还没有人提过意见，赏赐厚一点，以示奖励。最近，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了几句激切的言辞，你便大发脾气，认为是诽谤朝廷。当时虽然接受了我的不同意见，还赏物二十段，但陛下的内心却颇不以为然，可见纳谏是不如贞观初年了。太宗吃惊道：“你说的很对，要发现自己的过失真不容易啊。”由于太宗和魏徵的上下倡导，贞观时期政治批评蔚为风气，十分活跃。马周、褚遂良、王珪、刘洎，都是著名的谏臣，太宗在古代帝王的行列里也是最勇于纳谏的君主。

第四，魏徵特别强调选才任能，礼贤下士。他认为：君和臣的关系犹如人的头和手足，只有配合协调，同心共气，才能组成有机的整体。头虽然居高临下，没有手足就不能有效地行动。君主虽然明哲，没有辅佐，就无法治理国家。领导对于下属，首先要了解。既看到他的长处，又看到他的短处，“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因此，全面地了解下属是每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本事，只有这样，方能“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其次要信任。如果“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而“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理矣！”再次要尊重。难道奇才异能之士只出现在尧舜禹汤的时代吗？魏徵肯定地回答：任何时代都有，关键在于君主求与不求，好与不好。如果互不尊重，君视臣为粪土，臣视君为寇仇，还谈什么上下齐心管理国家呢？最后赏罚要公。既“设礼以待之”，又“执法以御之”。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看到，树总是有多余的枝丫，人总是有难免的过错，因此，君主不应“以小恶弃大善”，不要“以小过忘大功”。魏徵主张：赏要用来“劝善”，罚要用来“惩恶”，只要“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若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了。

第五，骄奢淫逸是亡国的祸根。魏徵常常拿隋炀帝这个反面典型来告诫太宗；对太宗的放纵失检，还处处加以干预。有一次，太宗到洛阳视察，住在显仁宫里，认为招待菲薄，大发脾气。魏徵知道了，立刻进言：陛下到洛阳视察，是表示对地方百姓的关怀，现在却追求个人生活的享受，丧失了视察的本意，也违反了百姓的期望，隋炀帝就是这样干的。我们应该兢兢业业，遇事节俭，给子孙树立一个好榜样。顺便指出，魏徵不仅这样要求旁人，自己的起居生活也非常朴素。当他死后，太宗亲临吊唁，陪葬十分丰富，他的妻子一概辞谢，“布车载柩，无文彩之饰，申其宿志也”。

至于魏徵坦率刚毅的批评风度，还可以举出下面两件事情。

有一年，负责征兵的检点使向太宗建议，除成丁（二十一岁）应征外，还要征取中男（十八岁）入伍，太宗同意后，接连颁发了四道诏书，魏徵都不肯签署。当太宗严厉追问时，魏徵奏道：“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魏徵言之有理，太宗只好取消了征点中男入伍的诏令。

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容貌美艳，长孙皇后想聘为太宗的妃子，册封之事已经办妥，迎亲使者正准备出发，这时魏徵告诉太宗，郑仁基的女儿已经许嫁给陆爽，只是尚未成婚，一国的君主破坏百姓的室家之好，这不是爱护百姓的行为。但朝中大臣如房玄龄等都认为诏书已下，成命难收，区区小事，也用不着斤斤计较了。陆爽本人还上表否认曾与郑氏有婚姻之约。于是太宗问魏徵：群臣或许是曲意逢迎，但陆爽上表，又是为了什么呢？魏徵进一步指出：那是害怕得罪你啊！昔年太上皇（李渊）攻取长安，得到辛处俭的妻子，很是喜欢，后来听说处俭担任太子舍人的官职，很不高兴，便把他从东宫调到万年县做官，致使处俭日夜恐惧。我推测陆爽的心情也是这样。陛下即使在这一件事情上原谅了他，难道不会在另外的事情上加重处罚他么？魏徵的话一说完，太宗就笑起来了。

“为君不易，为臣极难。”这句话出自唐太宗之口，真叫作深知甘苦。所以，古人把进谏称为“批龙鳞”、“触忌讳”，无异虎口拔牙，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危险。正因为如此，魏徵的胆识和勇气，就更加显得特别的难能可贵了。至于长孙无忌，和魏徵相比，就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物了。太宗想知道过失，长孙无忌说：陛下圣德，天下太平，臣等看不见有任何过失。太宗想听一听缺点，长孙无忌又说：陛下能文能武，我们向您学习还来不及呢！

在魏徵面前不是没有困难和风险的，但他没有知难而退。当时就有人告发魏徵结党营私，又有人告发魏徵阴谋叛乱，都是杀身灭家的重罪！由于诬告者抓不到“形迹”，加上太宗信任，一场又一场的风波才宣告平息。魏徵在斗争中是胜利了。

太宗对魏徵的评价很高。有两段话，其一是对长孙无忌说的：“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皆魏徵之力也。”这是堵塞长孙氏不满的情绪；但把贞观之治的功劳归在一个人的身上，又似乎过分了点。另一段是对房玄龄说的：“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此，太宗要房玄龄等人向魏徵学习。魏徵死后，太宗叹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徵是一面镜子。这个评价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