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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集
1.75 新时期杂文有用吗?——一次仅供参考的发言
新时期杂文有用吗?——一次仅供参考的发言

新时期杂文有用吗?这个有用无用的问题,其实不止新时期有,旧时期也有。1956年徐懋庸就写过《小品文的新危机》,徐是赞成杂文的,然而当时主导的观点却认为投枪匕首式的杂文过时了,过时了也就无用了。而且仔细想来,这个问题还不止杂文有,其他学科也有,例如哲学有用吗?历史学有用吗?我是研究历史的。大学历史系每届新生入学,都要进行一次专业思想教育,回答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疑问:学历史有啥用?老师年年引经据典,讲得唇干舌燥,但问题年复一年,依然如故。“文革”前,历史系毕业生对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现在不行了,找工作的形势一直非常严峻。你学了历史找不到工作,这不是历史学的过错,而是史学以外的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正如你写了许多反腐败的杂文,而腐败愈演愈烈,这也不是杂文的过错,而是杂文以外的诸多社会因素造成的。人文科学的冷落,归根到底是人文精神衰退的反映。崇高的和健康的精神产品之所以没有市场,之所以不受重视,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庸俗思潮泛滥,精神境界空虚的结果。而且照我分析,这个是否有用的问题好像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比方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必须不断地发展,我五十年代初上大学,哲学课的老师就是这么讲的,然而事实证明,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哲学理论家的任务,而是少数领导人的专利。领导写了一万字,一流理论家闻风而起,赶快写一本十万字的著作进行解读,这肯定不够,因此不妨从第二本一直写到第十本。二流理论家怎么办呢?一万字的经典解读成了一百万字,全方位,多层次,饱和了,再也挤不进去了,于是只好综合一流理论家的著作,编成教材。三流理论家便把教材带进课堂,对学生照本宣科。试问我们培养那么多哲学家还有啥意义呢?难怪有的人文科学工作者慨叹,我们在过去实际上成了政治的附庸。而在“文革”十年中,历史学充当政治附庸的角色,这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文革”结束后,政治环境宽松了,但是某些人文科学的生存空间又受到商品经济浪潮的严重挤压,变成了经济的附庸。或者跟着政治风向转,或者跟着市场行情转,从而使某些人文科学始终没有成为独立自由的主体,这个问题不解决,有用无用的问题,我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杂文的命运,在“文革”之前,它是政治的牺牲品,但在“文革”之后,通过杂文作者的苦心经营,活跃了创作,扩大了队伍,开拓了阵地,杂文的局面已经大大地改观了。现在的问题,也许并不是什么有用或无用,而是大家都希望杂文的作用更大一点,反响更强一点,社会效果更明显一点。这个希望能否成为现实呢?恕我直言,目前恐怕还不是时候。为什么?因为杂文作为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可能脱离整个舆论的实况而独树一帜。从目前的实况来看,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机制还处于萌芽状态,许多老百姓应该明白的事情还并不完全明白,政府官员还没有全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人民当家作主,在理论上已成定局,但在运作上千头万绪,还没有一一落到实处,民意也没有真正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舆论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主体,而作为舆论特殊形式的杂文,其功能与作用在客观上要受到各种制约,这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所以我认为,我们都希望杂文的作用应当更大一点,但是目前还必须少安毋躁,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景毕竟是光明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至于新时期,从一方面看,它的确是新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大量的旧思想和旧事物仍然根深蒂固,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变得错综复杂,生活的道路并不单一,因为道路的两旁还有许多歧路,而歧路亡羊,使不少人丧失本性,无所适从,迷途忘返,于是铤而走险,不择手段。权力异化为资本,官场犹如市场,缺乏公认的竞争规则。一方面酒红灯绿,莺歌燕舞,一方面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奔波在贫困线上,对于这些不公平、不合理乃至消极丑恶的现象,杂文家不应当无动于衷,而应当居安思危。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之可贵,就是因为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累和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而忧患意识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提出,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主张,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在这种忧患意识的驱动下,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历来都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奉为自己的座右铭。我绝对不是有意要给我们这个新时期蒙上一层阴影,但是如果你不是有意要粉饰太平,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忧患意识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事实上,忧道、忧民和忧天下,正是我们一大批杂文作者最真诚的创作动机。这个动机不以个人功利为进退,而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表现。必须看到,一个是非不明、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的民族,其前途是非常危险的,而在社会的转型期,出现无理性和无秩序的状态,又势所难免,这就更需要我们的杂文家通过杂文创作,明辨是非、美丑和善恶,弘扬正气,呼唤良知,并且正确诱导下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为熔铸中华民族崭新的民族性格而摇旗呐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和理解杂文创作,我想我们也就无须在是否有用的问题上感到彷徨和困惑了。

载2000年9月8日《当代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