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即盈利，亏即亏损。所谓纸上，就是手边一份4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

报载河南地方国有企业泌阳县水泥厂，职工四百一十五名，厂长一正八副，合起来便是九员了。中国的人多，所以实行计划生育，但是中国的官也多，而且好像比生儿育女更难计划。从前还有候补的，比方县府大堂只摆一张椅子，只派一个县令，另外那些想干的和能干的，一律暂时待业，不过古人名之曰候补罢了。眼目下这一条实在行不通，所以九位厂长，一字儿排开，通通坐了主席台。或以为多长制乃是封建余毒，受了老祖宗的遗传。其实不对。因为咱们唐朝的法律就明文规定，大小衙门公职人员的设置皆有定额，说一不二，倘若超了一名，顶头上司的屁股上是要挨一百个板子的。这一正八副，根据哪家条文，顶头上司的屁股痛不痛，报纸未讲，不宜瞎猜，但是可以断言，多长制不会是国粹，而且恐怕也不会是洋玩意。它既不姓“资”，又非“中国特色”，究竟算啥呢？

公家人吃公家是照例不计成本的。你看水泥厂，“来三五个客人是一两桌人相陪，来一个客人也是一两桌人相陪”，二十个月吃了三十万，平均每天五百元。虽然还达不到日食千金的标准，但在流行的各种官场病之中，吃公家这一项，却最具有示范性和腐蚀性。例如厂里外购原料一百吨，跑车的中途捞走了三分之一，说是路上撒了。官儿们吃得，干吗他又撒不得？你想管也不敢管。真是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

于是乎企业亏损了一百二十三万元。此后请来了一位农民王义堂，他小学文化，当然不是理论家。他的本领，“只是不让原来的制度成为挂在墙上的空口号”，而那些吃饱了光喊口号的一正八副当然被王义堂全部撤掉了。他自己不白吃，当然刹住了吃喝风；他工作非常认真，对别人的要求当然很严格。十二任厂长解决不了的老大难，一下子硬是被王义堂起死回生，扭亏为盈了。

亏损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过亏损的原因却未必都是纯粹的经济问题。针对泌阳水泥厂，王义堂指出，机器在转着，产品在卖着，咋会亏损呢？但是胡吃海喝的领导却成了堆，这样的企业，能不亏损么？在这里，经济的亏损实际上掩盖着政治的腐化，企业被人为地吃穷了，掏空了，拖垮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同时也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政治上腐化了，企业还能兴旺么？政者正也，把不正的东西端正过来，这就是政治。其身正，其令行，这就是政治。没理论的乡下人王义堂凭着这两招，成功了，有理论而又苦于亏损的城里人，为啥不可以按照王义堂的思路试一试呢？！

载1997年6月11日《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