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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时下惯例，应该先做广告：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讲的是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腐化，因腐化而失败的历史大事件。它创作于1944年3月，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同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号召党的高级干部也来学一学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其目的当然是请同志们“引为鉴戒”，而“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这些都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历史不会重演，错误可能重犯，所以此书虽旧，却不可不读！

明朝最后一年的干支是甲申，即公元1644年。这一年的3月19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头天夜里，崇祯皇帝走投无路，悄悄地自杀了，二百七十年的大明江山，顷刻之间，便金瓯堕地。李自成胜利了。不容易呀！这位闯王，1630年参加起义，打仗整整打了十四年，才立了国号，建起了政权；然而他在北京总共只待了四十天，便在吴三桂和清军的压力下，仓皇西撤。第二年夏季，他也不幸牺牲了。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还是看一看《甲申三百年祭》吧。攻入北京之后，李自成仍旧头戴尖顶白毡帽，身穿蓝布上马衣，保持了艰苦朴素的好作风。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他的文武大臣却“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大将刘宗敏搬进都督田弘遇的豪华住宅，搂着陈圆圆，享他的艳福去了；丞相牛金星，腰缠玉带，乘坐大轿，手摇洒金扇儿，处处拜客，遍请同乡，忙他的应酬去了。当官的揽权，要钱的追饷，发了大财，失了民心。才四十天啊，这支队伍内部的某些人腐化得好快哟！不见棺材不流泪，牛金星们硬是守在崇祯皇帝棺材旁边，沿着明朝贪官污吏的覆辙，舒舒服服地陷落到泥坑里面去了。

我忽然想起了吴梅村，他不仅写了长诗《圆圆曲》，而且还写了一部专门论述明末农民战争的史学著作，名曰《绥寇纪略》。书中提出一个疑问：明朝政府军从四面八方进行围剿，始终没能把李自成剿垮，为啥胜利之后，反而人无斗志，军心涣散，挺不住了呢？吴梅村的答复是：兵贪则骄，骄则惰，惰则不战而溃矣。这话大体上是对的，不过有一句也不妨琢磨一下。据我推断，恐怕不是贪了才骄，而是骄了才贪。这正如鲁迅批评的，有那么一种人，自以为革了命，就是特殊人物了，一旦革命成功，就理应坐“特等车”，吃“特等饭”了。万一特等的来不了呢？那就伸手“捞”嘛。人民的一切都是他们的功劳挣来的，“捞”它一把，好比“股东分红”，没啥奇怪的。但是“分”得愈多，老百姓愈反感，失掉了群众基础，他们也就愈孤立。如果还要打仗，孤立无援的军队也就只有不战而自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