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要说理。把杂文看成是骂人文学，纯属误解。

任何议论，都是讲道理。有些道理，可以编著一部大书，但杂文只能小题小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有这么一句话——“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而杂文家的研究对象，不是“身体”，乃是“身体”的“细胞”。这个比喻不仅告诫我们，小有小的难处，不可因其小而等闲视之；与此同时，它还进一步提醒我们，杂文家应该对“个别的实物和个别的运动形式”多下一点精雕细刻的功夫。不要一开口就侈谈什么“小中见大”，最好首先问一问，你对这小小的“细胞”吃透没有。

杂文需要文采。但是，强调杂文的艺术性，淡化杂文的说理性，却未必是一个好办法。杂文和纯文学各有不同的素质，抹杀两者的区别和界限，必然导致创作的混乱。而且，淡化杂文的说理性，实际上就是淡化了杂文的政治思想性，杂文也就不成其为杂文了。

说理又不能架空。任何道理都是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想把文章写得有血有肉，必须力求做到理与事的高度统一。因此我主张在杂文作品里引用必要的历史材料和现实材料，不过引用的时候，一忌牵强附会，二忌故作高深。在学术文章里，引用是一种论证方式，而在杂文作品里，引用是一种比兴手法。古人云，取象曰比，取义曰兴，都是借以发端起情，连类况物，旁敲侧击于有意无意之间，从而使议论的主旨有所寄托和得到映衬。如果比兴有方，涉笔成趣，杂文的韵味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了。

载1991年7月《杂文创作论》，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