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庙多是因为神多，烧香的人多是因为难办的事儿也多。

记得解放以前，某家的长辈患了重病，一边吃药，一边叫家里人备办香蜡纸钱去向菩萨叩头。治病延医，乃生活的常规，而求神问鬼，便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了。这另一个世界当然也有规矩，光叩头是不行的，一边祷告，一边还应有所表示：或者送上几斤灯油，或者立下宏愿，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解放之后，菩萨寂寞了一阵子，但最近又热闹了起来。不过重修和再塑的任务已不用施主操心，而由公家出公帑包揽了。金碧辉煌的神庙，给游客们增添雅兴，也给香客们提供方便，这都是不言而喻的。

古老中华的国粹之一叫作百姓怕官。然而，不知道你是否发现，神通广大的神也带有一股官味，这和权力无边的官显得十分神气，是可以互相参照的。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寻常百姓之于鬼神大概害怕的居多，亲近的毕竟是少数，而且无事不登三宝殿。由此推测，人们之所以要烧香并不总是为了追求抽象的精神安慰，而是碰到了具体的实际困难。谁有解决困难的能耐，就朝谁燃烧一炷香。官好，神也好；官味和神气集于一身的更好；烧到真正的点子上，那就最妙而又最好了。

据说现在河南孟县韩愈的文公祠里，香烟缭绕，锦旗飘扬。旗上写着：韩老爷救财有功，送子有功；它如承包顺利，工资连升两级，姑娘遭车祸没落残疾，儿子娶媳妇的彩礼花得少，都是韩老爷显灵有功的结果。从历史的真实看，确有韩愈其人，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其人的真实面目至少在这种场合也就大可不必仔细地琢磨了。我倒想起了一个与历史无关的题目：善男信女这些意料之中的和意料之外的收获究竟应当归功于谁呢？且不论早生贵子这码事，别人帮不了忙，单拿连升两级工资来说吧，按照过去的惯例，不许自我标榜，那也应当归功于领导才对呀。眼底下一面面锦旗送给了菩萨，而菩萨又号称老爷，好像我们的芸芸众生已经学会了玩世不恭并且在人逢喜事的时候开个玩笑也是很懂幽默的。

堂堂男子汉，边防战士，营级干部，姓王名龙志，因转业安排工作而求情送礼，忍受不住一家公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敲诈勒索，于绝望之中跳楼自杀了。弄出了人命案，这是应该议论一番的。如果各抒己见，那么，从求神的角度总结教训，我以为这香是必须天天烧的，妄图一烧就灵，无乃书生气十足，而且把神的胃口估计得太小了。可是仁者见其仁，说什么王龙志的悲剧再一次敲响了警钟；但智者又何尝不可以见其智：谁叫你平日不烧香，急时抱佛脚？君不见别人的功夫深，铁杵磨成了针。例如某“倒爷”同我们的市委书记对话，就掀开窗户，一针见血地说：有多少环节我都打得通！反正“倒爷”有钱，“环节”有权；钱可以买权，权可以卖钱。这种特殊的交易似乎给仁者们泼了瓢冷水：只警钟，管啥用？

公事公办，公办难办。于是有些人知难而退，一肚皮牢骚，讲了又能怎么样？但有些人知难而进。假使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纵然进来了花花绿绿，非“理”勿动，这门儿又岂会自开？无奈孔方兄的吸引力太大，于是在某些有权的“环节”里也盖上了庙宇，塑起了金身。且不论公事私办，私事公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连公事公办，也要托人关照，增加一点保险系数。你能说王龙志的悲剧和文公祠的盛况都是自发的事情么？以权谋私之风吹了好几年，吹得庶民百姓惶惑不安，并非百姓们见权眼红，而是担心风力所及，万一把上梁和下梁一齐吹歪，这好端端的一座房屋岂不坍塌了么？此乃危言耸听，不知听者听过之后又以为如何。

载1988年10月29日《四川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