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的种类很多：“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现在正衣冠的镜子非常普及，因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穿戴更整齐。不过只重衣冠而不重得失也是不行的，所以，用人做的镜子也不应该受到冷落。从客观条件看，古人和今人，舞台上的人和作品里的人，都是造成这面镜子的材料，可谓用之不竭，资源是够丰富的。至于主观条件，情况稍难断定。但我记得去年有一位省委书记写文章，向各级干部推荐陆文夫的《围墙》，今年又有新消息，邢台地委书记请县委书记们看《新星》，并且要他们在他的身上找一找有没有剧中人郑达理的影子。书记们及时地注意到了以人为镜的必要性，带了一个好头。我们的事情，凡是领导带头的，就普及有望。这当然不是一点麻烦也没有了。

比方说，在从前，要把郑达理这类人物，作为镜子，写进书本，就是有风险的。镜子的用途是让你能够明亮地照见自己的形象，况且咱们的书本也常常讲，人贵有自知之明，那风险又从何而来呢？原来有些人常常不是因为不自知，而是存心不想明。明明知道而又偏偏不讲，或者在立论的时候用另外的稳妥词句把真相掩盖起来，这在咱们的中国就称之为“避讳”。阿Q千真万确地知道自己的头上有点癞疮疤，疮疤不能讲，“癞”“赖”又同声，推而广之，说“光”说“亮”也不行。避讳照例要扩大化，而且，有讳不避，又是照例要惹祸的。阿Q只能用精神胜利法对付那些来犯之人，这是因为他的造反没有成功的缘故；如果换上一个阔气的，结局就大不一样了。朱元璋当了皇帝，但他开初是和尚，以后有人在贺表里写了一句“光天之下”，这好比在万岁的头上动土，于是这位犯了讳的先生也就由此而失去了脑袋。因为提供镜子而被杀头的事儿，现在已经不会发生了，所以《围墙》之后又有了《新星》；但避讳的习惯却不敢说完全绝迹，所以我们又总是盼望像邢台地委书记这样的领导能够出现得更多一些。

外国人讲反思。《资本论》第一卷有一条小注解释过：“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中国人则讲反求诸己。两者都挺有意思。但是必须声明，我们这里不是讨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而是研究一种照镜子的方法。那么，中外人士在讲到“以人为镜”——“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时候，都主张应该有一点“思”和“求”的勇气，这无疑是合情合理的。

也举例以明之。唐朝的苏州刺史韦应物说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工作的缺陷是从百姓逃荒这面镜子里照出来的，设若没有求的魄力，也许就避而不见了。他还说过：“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看看别人，祖孙三代，蜗居一屋，再反过来想想自己，数室一厅，实在过意不去。设若没有思的胆量，也许就不敢从正面觑一眼了。其实，诗中惭愧二字，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知耻，近乎勇。如果连一点点反躬自问的勇气都没有，那就只好回到讳莫如深的老路上，一不动脑筋，二不找毛病，说什么“我就是我”——除“我”之外，试问别人还有什么话可说？

载1986年4月10日《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