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实”，这是甲戌本《红楼梦》的一句脂批。

文艺创作不要怕“省”，因为文艺家写作任何作品都不可能没有取裁，从这个意义上讲，“省”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做衣服要布料，但布料不等于衣服，还必须量体裁衣，根据不同的体型和按照一定的款式把有用的部分保留（取）下来，这是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观察，那么，和保留同步出现的便是把不用的部分扬弃（裁）掉。只要裁得恰当，就意味着取得合身。当然，打比方不算证明，不过事物“相反而皆相成也”，取和裁“殊途而同归”，文艺创作也是不会例外的。

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了解愈全面愈好。但艺术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摄影”，如果没有肯定和否定，如果需要的东西不能从不需要的东西中间抽取出来，即使很有经验的作者也会感到穷于应付而抓不住要领。实际上，无所取裁的创作往往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姜斋诗话》转录了一首诗：“百战方夷项，三章且易秦，功归萧相国，气尽戚夫人。”它以时间为序，把刘邦的生平大事编织成四句韵语，究竟想表现一点什么呢？不清楚。与其说这是诗，不如说它更像谜。杜甫当然了解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爱情的全过程，但是，他写《琴台》：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

对比之下，双方的特点都很突出：前者是从头到尾法，后者是极省法。前者平列地堆砌刘邦的事迹材料，彼此互不关通，刘邦一生，可歌可泣，遗憾的是，英雄人物在这四行诗里“形质尚不具备，更何从说到性情？”（《艺舟双楫·论书》）其失误在于不讲取裁。毕竟杜甫手有高招，他避开故事的初始和发展过程，只摘取了一段尾声：相如晚年，退居茂陵，但两情缱绻，老犹不衰。诗人没有给读者讲故事，而是用欣慰和赞美的口吻咏叹一首钟情之歌，虽然读者听到的只是它的最后片段。读诗如观画，“目尽尺幅，神驰千里”。文字和图像是有限的，但诗人摘取的这个有限的尾声却具有强烈的暗示性。艺术的暗示是一把打开联想之门的钥匙，而诗人略古详今的目的正是促使读者的思路沿着暗示的轨迹，由此及彼，从眼前这对情好如初的老年夫妻身上去追忆他俩昔日的心心相印和深情厚爱。在这里，省略的东西借助于作品提供的暗示和读者产生的联想而得到了圆满的补足。

不应当写的内容，开初写了，再行删去，这不叫“省”，因为它本来就是赘疣和骈枝。所谓“省”是指把那些可写可不写和在一般意义上讲是可以写的内容经过酝酿之后大胆地扬弃掉，这是为了腾出空间，让有特殊意义的东西能处在显眼的位置上。事物都有头尾，取其一端，省去其余，这在艺术上是完全允许的。《红楼梦》脂批还称道曹雪芹对人对事都不肯“从头逐个写去”，“不肯一笔直下，有若放闸之水，燃信之爆，使其精华一泄而无余也”。信是引线。儿童们玩爆竹，引线着火、冒烟的那一顷刻，才是心情最紧张、兴味最浓和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伴随砰的一声轰鸣，欣赏者的快感就会由于过分的满足而急骤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把文章做在引线上。引线上的文章又是一种极省法。

例如，顾炎武《重谒孝陵》：

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

我们知道，朱元璋的孝陵在南京，其余十三陵在北京。顾氏在清朝初年，怀抱深重的亡国之痛，风尘仆仆，往来南北，拜谒明代皇陵，这一举动的本身就不仅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且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内容。此时此刻，顾炎武的内心世界应该是非常丰富的，但诗的气氛非常平静。前两句渲染一个“曾”字，来访的次数多了，连成为旧相识的宦官和老僧都感到惊诧；后两句引出疑问，却问而不答。再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首诗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之久。前两句回顾消逝的岁月，然而背景却是开元全盛之时，龟年得意，杜甫年轻，妙歌曼舞，一派升平气象。后两句转到现实，在社会的动乱之中，音乐家和诗人都颠沛流离，飘零异乡，他们久别重逢，然而背景却是江南落花时节。抚今思昔，沧桑巨变，真令人感慨万千；但这一切又引而不发。两首诗都是刚开头就结束，诗人还有很多话没有写，是一一叙出好呢？还是通通省去好呢？引线已经点燃，轰鸣之声乃在意料之中，读者自能意会，那又何必多言呢？

上文提到，读诗如观画。画面的图像有疏有密，古代的画论家说过，密处从有画处求画，疏处从无画处求画。无画之处，图像已经省去，画又从何求起？恽向回答得中肯：“简者简于象而非简于意。简之至者，缛之至也。”在诗文创作中，作家自觉地让某些内容不直接表现在作品里，换句话说，这部分内容的文字表述已经被删削了；但求省也有善与不善之分，不善者“字删而意阙”，善删者“字去而意留”（《文心雕龙·镕裁》）。这就揭示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艺术原理：删和简的结果，的确会在纸面上出现“无画之处”和“不著一字”的地方，设若“字删而意阙”，或者，“象”和“意”都被简化了，这些空白便成为虚无。但是，“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实”，换句话说，只要“字删而意留”，或者，图像的简化并不损害画意的完整，那么，因省略而出现的空白是完全能够转换为实境的。《琴台》、《重谒孝陵》和《江南逢李龟年》都用极省法，又都是省中有实。第一，它们所表现的事物和要抒发的内心世界都是实体，并非向壁虚构，也非无病呻吟。第二，诗作者不受事物的自然形态的束缚，做到了准确地取，大胆地裁，又注意了取裁之间的关通，使省略部分成为有迹可寻的潜在因素。作品展现的细部具有很深的寓意和很强的暗示性，这就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很自然地产生一种默契，读者不能求诸文字之内的东西就有可能求诸文字之外。第三，这些像外之像和言外之意，并不是镜花水月般的太虚幻境，而是实有之物，它存在于作品向读者传导的大量信息之中，存在于读者接收这些信息而产生的联想之中。所以它仍然是一个实境。

载1985年7月《当代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