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敦厚，诗教也”。诗，在我国古代被认为是文学的正宗；于是，“温柔敦厚”也就长期被推崇为文学创作的指导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只有中正平和、循规蹈矩的作品才上得了大雅之堂。汉代的东方朔、牧皋等人，因为爱讲一点笑话，“童儿牧竖，莫不炫耀”，他们在普通老百姓中间颇有声望，但在上层统治者的眼里，却是一批“倡优”和“狎徒”。文艺的风趣性在正宗的文坛上找不到位置；即使找到了，也被看成是异端。

后来，“文以载道”的呼声越来越高，而载道的作品是不苟言笑的。欧阳修写诗寄给常秩：“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道学家程颐见了，说道：一打早起床便去朝廷上班，这不是可笑的事嘛！这样的诗，欧阳永叔可以不必写嘛！为什么？非礼勿言嘛。叙述正经事就必须“温柔敦厚”，这是来不得半点“风趣”的。杜牧有一首《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同样使一位宋代诗话家许彦周感到十分恼火。他说：“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为什么？因为赤壁一战涉及治乱安危，是重大题材，就理应保持政治上的严肃性，如果让二乔出场，不仅趣味太浓，而且还颇有点玩物丧志的嫌疑。

“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道学家的“道”是抽象的义理，是没有血肉的、干巴巴的教条。他们用语录论“道”，也用语录写“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就是这些语录诗的特点。道学家也讲吟咏性情，但这种性情必须纯之又纯，正之又正，不带任何色彩，因而也不能有任何“风趣”。其实，“风趣”有什么用处？还是那位程颐先生告诉我们：“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千锤百炼的诗句竟成了徒劳无益的废话，老杜的功夫算是白花了。不过，这样一来，哪儿还有诗？诗还有什么价值？明代道学家薛瑄的一位高足把问题点透了：“做诗何用？好是李杜，李杜也只是两个醉汉，撇下许多好人不学，却去学醉汉！”

当然，李杜文章在，我们不必把上述理论的实际作用估计太高，但是，排斥“风趣”的倾向又的确是存在的。可以设想，一个作家要是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硬着头皮去创作道貌岸然的作品，这怎么可能自由自在？文学丧失了“风趣”的同时也就脱离了群众。创作和欣赏那些淡而无味的东西，作者和读者双方都是不愉快的。这是有历史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