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者何？简而言之，似乎可以叫作人才尖子。据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么多行的状元究竟是怎么出来的？恐怕是不拘一格，门路繁多。如果有人认真研究一番，也许能够写成一部大书。不过读书人这一行的状元是考出来的。那时候，尽管还没有升学率这个概念，但某个省一共出了多少状元，哪一家祖孙三代都蝉联高第，仍然要作为科场佳话，传之遐迩。人们从县考到府，从省城考到京都，从垂髫童子考到两鬓斑白。郑板桥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中进士那年，他已经四十四岁了。要走完这一条坎坷而漫长的考试之路，的确需要有一点毅力和耐心。

前些日子，报纸上发表了杨振宁先生在美国同一批中国留学生的谈话。其中说道：中国学生考试都是名列前茅的，过了一两年，开始做论文了，忽然大家好像研究工作做不下去了。难道中国人的脑筋不宜于做研究工作，只宜于考试？据杨先生分析，这种现象是同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分不开的。这个传统的特点是一步步地教，一步步地学，当然也一步步地考，于是学生也就一步步地从小学走上了大学。但都是按照别人指引的路走过来的。一旦要自己去找路，比方说，要自己去作一篇科研论文，这就没有标准答案可资遵循了，有点茫茫然，也就在意料之中了。杨振宁先生并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教育方法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他只是提出一个疑问：中国最需要的恐怕不见得是会考试的人。

转述别人的意见难免要断章取义。不过，中国的读书人需在考场上身经百战，确是事实。就以状元而论，远的不说，光是明清时期就考了五百多年，称之为传统，也满够格了。从世界范围来看，欧洲许多国家在十六到十七世纪都先后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时期，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恰好碰上了中国的乾隆盛世。据查，清朝从顺治三年开科举，到光绪三十一年兴学校，凡殿试一百一十二科，考出了一大堆状元，但又怎么样呢？状元们的考试成绩是不错的，可惜社会进步和历史变革所需要的科学文化并没有随着状元的出现而发展起来，这也是事实。

最近又在报纸上读到天津中学生的“心里话”：“一个人政治思想的好坏是无法‘考’出来的，我们考政治都死记硬背，考了好分，过后就忘，有用吗？”于是我忽然又产生了一点历史的联想，在科举时代，一边读书人在赶考，一边也不断地有人发出疑问：考八股有用吗？你说无用，离了它，就中不成状元；你说有用，这用处又一言难尽。我发现当时许多聪明人都有两套学问：一套是做八股文章；另一套，例如，吴其濬是个状元，后来他写了一部《植物名实图考》，但没有听说过清代的乡试、会试要考生物学的。前面提到的板桥先生会画竹子，尽管一幅墨竹比一篇八股的价值高得多，但有价值的东西还没有资格进考场；虽然如此，这一套学问却是可以传诸后世的。聪明人把八股当作一块敲门砖，门敲开之后，砖是要扔掉的。如果郑板桥只做八股，不画竹子，他就糟了。原来两套学问，各有用处，一套用来对付考试，一套用来——说得现代化一点——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文明大厦贡献一份力量。假设所论不谬，那么，我就要说，聪明人的真才实学多不是在考场上考出来的。

我不是主张把考试都通通取消，但是，为分数而考试，为追求升学率而考试，以及那些形式主义的和专靠死记硬背的考试，难道不应当改一改吗？

载1984年8月27日《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