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我以为这是不错的，不过应当补一句：还要不为钱而作也。为文而作，大概属于为艺术而艺术，除艺术之外就没有别的目的了。那么，为钱而作呢？姑且叫作为实用而艺术吧！在一切向钱看的人看来，钱最实用，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都在一切之外，除了钱，大概也就没有别的目的了。

文章卖钱，古已有之。卖钱不等于一切向钱看，只是看钱作文，自当别论。东汉的蔡邕一辈子写了很多墓碑文字，后来他对一位朋友说，这些东西，于人于己，都无益处，实在惶恐；唯有给郭太写的那篇，才使我不觉得内疚。须知古人写墓志是要卖钱的。人们曾经把这类收入定名为谀墓钱。可惜很少有人对这类创作活动作过探幽索隐式的考证，因而我们不太明了其底蕴，但从一个谀字推想，免不了吃人嘴软，多少要受一点钱的束缚。蔡邕的碑文自然也有谀的成分，但他是否卖钱，这却于本传无征。不过，顾炎武的《日知录》写道：“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如胡广、陈寔各三碑，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至于袁满来，年十五，胡根，年七岁，皆为之作碑，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史传以其名重，隐而不言耳。”这可谓一针见血。

名家看钱作文，史传削而不书，很显然，这是给名家保全面子；殊不知正因为名家是人大面大，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去请他谀墓。那时候，托一位颇有名气的高手为自己的长辈或亲朋写一篇寿文，至于业已寿终正寝的，那就写一篇墓志，这是一种时髦。凡时髦的东西，对其实用价值，又是必须另眼相看的。例如这类寿文和墓志，文章质量的高低，倒成为次要问题，而主要是作者的名气。名气愈大，卖钱愈多。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对于买方来讲，主要并不是买文章，而是买文章作者的名气。而对于作者来讲，别人厚礼相求，盛意难却，信笔雌黄，在所难免。由此看来，这等文章，又岂能不谀？如果你要不谀，对方也就不买了。

一讲人情，办啥事都很难认真，何况还要讲时髦！讲时髦是要花大钱的。于是，时髦的文章不仅值钱，而且还会有时价。根据俞弁的《山樵暇语》记载，明朝天顺初年，请翰林写一篇送行的序文，“润笔二、三钱可求也”。成化年间，陡涨至二两。到了正德，“江南富族著姓求翰林名士墓铭或序记”，没有二十两到五十两银子，对不起，学士们是不会欣然命笔的。行情扶摇直上，这并不是因为文坛之中又涌现了什么新一代的韩柳欧苏，而多半是由于翰林学士们的身价在不断提高的缘故。《儒林外史》的范进，当了学道，还愁着眉说：“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即使这样，如果范进给人写一篇墓志，那是仍旧要卖高价的。为什么？时髦之故也。当然，中举以前的范进又还没有这个赶时髦的资格。

有人说，钱能通神，但不能通文，这里似乎出现了例外。文章和名利结成通家，金钱就照样有本事把文章“通”出来。可惜我们读不到范进的大作，就连俞弁也没有举例；假使他能引证一二，让我们看一看这些高价脱手的宏文究竟像个啥模样，也许很可以开一下眼界。好在明清人中间还流传着一句口头禅：“翰林院的文章，读不得！”既然读不得，又为什么能卖高价？这事儿也并不费解，被钱“通”出来的不仅有文章，而且还有名气，名气比文章更值钱嘛！不是说人怕出名么？其实出名并不可怕，令人忧虑的倒是把名气标上价格，从而把人品和作品都一齐化成了商品。

是要问一句：为谁辛苦为谁忙？白居易说，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难道我们不应当比古人回答得更好一些吗？

“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再在天上翱翔了”。受到名缰利锁的桎梏，作家又怎么可能自由自在呢？

载1984年3月《现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