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实感的重要，不会把文艺家的能动作用和照相机的功能混为一谈。人的意识总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当我们在接触生活素材的时候，感觉是要不断地转化为思想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再从思维到创作实践，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文艺家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实感，并不是这一过程的结束，而是它的开端，或者说，是艺术概括的准备阶段，是构思的物质前提。王履总结画华山的创作顺序：“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归根到底，第一步还是要先从认识华山的真面目入门，然后再把亲切的实感熔铸为生动的形象。实感固然侧重在形似，但“形”“神”不可分割，对事物看得熟透，心领神会，于是形与心相通，心与手相应，这就自然传神。离开了生活的实感，去追求所谓神似，往往是故作高深，这样的作品往往经不起推敲。

不必担心太实在就会削弱了思想。干巴巴的作品多半不是因为内容的思想性不够，而是由于内容的实感性不强，所以，千万莫把事物具体的感性特征抽空了。生活素材在艺术构思的熔炉里加工，应当越炼越实，而不应当越炼越虚。去粗取精的结果，艺术形象在作家的心目中是更具体，更实在，更集中，也更丰满了。

在多数情况下，创作并不是现场速写。那么，怎样保持从生活中得到的实感不会时过境迁呢？设身处地，是一个重要方法。明代著名说书家莫后光，擅长说《西游》《水浒》，他主张说书要形容万类，关键在于“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要，忘身在今日，忘己何姓名，于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于是“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于是听者惝然若有见焉”。说武松，像武松；说鲁达，像鲁达。讲得栩栩如生，听众就历历在目。要办到这一点，自己不进入角色，不行；不从动态上把握人物的神情风貌，不行；依靠逻辑推理，或者像三家村塾师“冷面对儿童”，更不行。据说莫后光这一套就是从《水浒》学来的。相传施耐庵写《水浒》，先绘制三十六条好汉的肖像，贴在墙上，终日揣摩，借以审音辨物，体会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心曲隐微，终于成竹在胸，随口唾出，皆能毕肖逼真。一个严肃的作家，当他希望塑造的人物还没有成为自己的“知交”，当他还没有看到人物的活动，听到人物的声音的时候，他是不会进行写作的，因为没有实感，就无从落笔。如果作者心目中的人物还处在若隐若现的状态，那又怎么可能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