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讲，文学艺术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但生活中五光十色的事物不可能自动地成为艺术的对象，这需要文艺家自己去选择。就每一个特定的文艺家来讲，最富有实感的东西就最有条件成为他反映生活的最理想的选择对象。

古人论画，曾谓南方的画家多工于画船，北方的画家多工于画马，因为船与马都分别是他们的“目中尝见”之物。在这里，南方与北方，只有相对的意义，但尝见与不尝见则是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忠实于艺术的作者也忠实于生活，他们不会离开事物的原型，而去冥思苦想，凭空杜撰。所以，韩干画马，唐玄宗建议他去观赏御府所藏同类题材的作品。韩干回答说：不必看了，陛下厩马万匹，皆臣之师。这位艺术家的创作经验告诉我们，画马就必须和马“交朋友”。这难道不需要借鉴旁人的成果吗？要的。但借鉴只能是一种参考。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这个理论也只能从借鉴的角度来理解才有价值。社会全景，上下千年，广袤万里，尝鼎一脔，已不容易，又怎能要求作家们都做到事必躬亲？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必要通过阅读的方式去间接地占有旁人的直接经验。但是，中国人历来存在着奉书本为圭臬的传统，要把千姿百态的生活纳入书本已经讲过的规矩绳墨之中，甚至不敢越雷池一步。杜诗传世之后，笺注家们恰好是根据不读万卷书就不能读杜诗的说法，逐字逐句，替杜诗在书本上寻找出处。有人痛心疾首地指出，注杜至千家，而杜诗被糟蹋者几乎十之七八。其实杜甫并不是按书本来写诗的，后人的造作也不该由我们的诗圣承担责任。总而言之，书本是流，不是源，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所以还是元遗山说得好：“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以厩马为师，是从目中尝见之物出发；亲到长安，也是从目中尝见之物出发。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从实境生出实感，就很难进行创作。如果硬写下去，那是很可能出岔子的。我们考察新、旧《唐书》本传，张籍未曾到过四川，但他写有《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又写有《送蜀客》：“蜀客南行祭碧鸡，木棉花发锦江西”，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已经指出：“成都无山亦无荔枝”，可见这位诗人“似未尝至成都者”；至于木棉花发，也同样在锦江之西找不着任何证据。不经目击，臆想就变成了捏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