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王恕《王端毅公奏议》，其中有一节写道：“人之才性不同，有优于学问而劣于政事者，亦有长于政事而短于学问者；亦有有学问而不能提调学校者，有寡学问而能提调学校者。世无全才，故人之于事，有能，有不能。”王恕是明朝人，古今异时，所以他的言论未必一概都对；但王恕做过吏部尚书，对于选才任能，又未必没有一点心得。有学问，这自然是内行，但却拙于政事，不精通管理，让他去提调学校，内行就走到了行外。管理是另一种才干，需要另一行的行家，那么，长于政事而寡于（寡者，少也，少不等于没有）学问的人反倒能够提调学校，这就并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我们的古人把政事与学问分为两科，这种分类是否科学，姑且存而不论，但它们的区别还是不好抹杀的。南朝萧梁的皇帝个个都很有学问。梁元帝萧绎藏书十四万卷，能诗善赋，注解过《汉书》，研究过《周易》，生平著作很多，如果全部流传下来，也许是一份珍贵的文化财富；可惜他短于政事，敌军已经包围都城，这位有学问的皇帝还在金銮殿上向身着戎服的文武百官宣讲老子的《道德经》。城陷之后，他只得喟然长叹：读书万卷，尚有今日！明朝弘治正德年间，李东阳是文坛领袖，与四川新都的杨廷和（杨升庵之父）同为内阁大臣。讲才学和声望，杨都远不及李，但李东阳比萧绎明智，他说：吾于文翰颇有一日之长，但要讲经邦济世的能力，那我是赶不上杨廷和的。史称：“及武宗之终，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东阳为知言。”这大概就叫作“人之于事，有能，有不能”吧？

由此看来，文武全才，当然很好，但在没有全才的情况下，就应该区分一下这个人才究竟属于哪一个行当的专门家。孔夫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德行：颜渊、闵子骞；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政事：冉有、季路。人才济济，各有专长。但孔子是教育家，很注重因材施教，他是要分析比较学生们不同的具体情况的。例如子贡，其人有口才，长交际，善于判断市场行情，是一位经商能手，而颜渊则“终日不违，如愚”。假使孔夫子掌管人事而又恰好要任命一位商店经理，我估计他肯定会选中子贡。如果让颜渊去做生意，我看是要蚀本的。这不是贬低圣人的高足，因为颜渊的学问本来就和子贡隔了一行。要行家各得其所，就必须因能授职。授职而不因能，特别是把内行放到行外去，这岂不成了瞎指挥？

所以，除了讲内行与外行，还要讲一讲行内与行外。专家只有在行内才是内行。把有专长的人放在能够发挥他的专长的位置上，让内行干行内的事，方能行行出状元哩。

载1983年4月29日《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