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院长在1982年12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写道：“党和人民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你那个单位活着的蒋筑英及其他先进人物，你们发现、培养、关心、宣传了没有？”究竟有没有发现、培养、关心、宣传，需要另作调查，方能判断，但活着的蒋筑英已经开始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这又无疑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情。

“活着的”三个字特别醒目。因为我们向来是生不立传，没有盖棺，就无法论定，所以蒋筑英的崇高形象不能展现于生前而只能追忆于死后。我们又向来有不苛求古人的传统。古书要重印，古文物要珍藏，虽然古东西也有缺点，但我们对古人的毛病多半都可以宽恕，因为我们也向来不主张对古人采取虚无的态度。那么，对活人呢？

有一位古人刘勰，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发表过一通感叹：“知音其难哉！”而一个活着的人才要碰上一位识货的知音，就似乎更难。“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一方面，盼望人才；另一方面，像韩非和司马相如这样的人才就在自己的身边，又得不到保护和重用。这是为什么？刘勰的回答：因为有的人习惯于“贱同而思古”。贱同，就是鄙薄和自己同单位、同部门、同时代的活人，看不见他们之中蕴藏着的丰富智慧和可贵的品质，看不见他们的事业心，更看不见他们对事业的赤诚和献身精神。这大概叫活人相轻吧！一是对活人讲虚无，人才是有的，但人才却处于实而若虚、存而若无的逆境之中。二是对活人苛求，而求之太苛，横挑鼻子竖挑眼，既找不到尽善尽美的人，又使人动辄得咎。在这一点上，古人优于活人，因为古人不“动”，而对能“动”的活人，有的同志又总是不放心。对古人倒无所谓，如果对生存者，对正在夜以继日的工作者，要从他们中间物色一二人才，视为先进，加以表彰，那就难免有点胆怯：只要一息尚存，就还没有盖棺论定嘛！

所以，我佩服卢嘉锡，他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公然宣称：“据初步了解，我院及所属单位有不少蒋筑英式的人物。”作为一个具体单位的负责人敢于具体地肯定本单位活着的蒋筑英们，这样的领导，“不薄今人爱古人”，有胆略，无偏见，站得高，看得远。今人是现在的主体。我们不忘记过去，也向往着未来，但更重要的是把握住现在。为了使明天的胜利更有保证，在我们有的单位和有的同志那里，鄙薄活人的习气是应当改一改了；如若不然，我们又怎么对得起那些已逝的先烈呢？

载1983年1月3日《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