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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游览了一次草堂。我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忽然产生了一点断断续续的浮想：从草堂之成为文化胜迹想到杜甫之成为诗中圣哲；又从诗圣名气之大想到近来文艺界出现的吹捧之风。

必须声明，在中国的诗坛上，杜甫的崇高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现存杜诗一千四百余首，真是洋洋大观，但韩愈《调张籍》中写道，“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足见湮没不传的作品还为数甚多。可是说来也奇怪：公元九百四十五年，亦即杜甫死后一百七十五年，刘昫编撰的《旧唐书》虽然给杜甫立了传，但这部正史的《经籍志》根据开元四部库书著录了唐人诗文集一百一十二家，其中却没有杜甫的位置。在杜甫生前身后，例如殷墦选的《河岳英灵集》和高仲武选的《中兴间气集》，乃至同四川有瓜葛的韦縠选的《才调集》，对杜诗皆视而不取。当时的国际友人，日本的文艺评论家弘法大师于贞元二十年随遣唐使来华，回国后写了一部研究中国诗歌的专著《文镜秘府论》，引证了不少唐代诗人的作品，但在这部书中仍然找不到杜甫的名字。就在草堂这个地方，杜甫写过一句诗：“岂有文章惊海内？”这未必说的是什么反话，杜甫在唐代的诗歌界里，并不怎样吃香，恐怕也是一件不便置疑的事实。所以杜甫才说：我哪有称得上震惊文坛的作品呢？

唐代的评论界冷落了杜甫。当然，只有文艺而没有文艺评论，这是极不正常的。但为出名而文艺，却往往伴随着为吹捧而品题；一经品题，又往往使一些人名噪一时；但一时的名噪，又往往是昙花一现。当年的杜甫，品题者寥寥，等到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的时候，我们的李杜都早已不在人世了。然而杜甫的名字是不朽的。杜诗没有名噪一时，却经受住了一千多年的时间考验。由此至少可以使我们领悟出一个道理：作品之生命力并不因品题之有无而增减，至于那种言过其实的吹捧，对真正有作为和终归要出名的作家来说，实在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