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对马寅初先生的批判，其目的，似乎不是为了繁荣学术，而是为了使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人口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绝迹。当时就有人要用“人手”这个词来取代“人口”这个概念，真是谈“口”色变。然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实践是对一切唯心主义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实践也宣布了公允的裁判：真理毕竟在马寅初一边。

当然，真理的道路不是直端端的涅瓦大街。探索真理，是有风险的；认识真理，是有过程的。但是，当初如此轻易地就宣布一种理论已经被“批倒”了，使人口学销声匿迹达二十年，人口却误增了三亿，这未必不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理论，顾名思义，是要讲道理的；讲道理是要花气力，费工夫的。可惜有些人不这样看。过去，如果某一篇文章或某一种理论被某一个领导点名、定性、上纲之后，你就只有检讨的责任，没有答辩的权利，不管你服不服，都宣布你已经被“批倒”了。所谓轻易，轻而易举也。难道那些被批判的对象都不堪一击？倒也不是，因为这种轻而易举法往往伴随着一种捆绑术。林冲和洪教头比武，柴进还要花十两银子让两个公人把林冲的护身枷打开，而那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理论权威”一上阵，就把马寅初和艾奇逊捆绑在一起，马寅初手足无用武之地，岂得不“输”？但压服的办法，可以收一时之效，而贻长远之害，这难道还看不清楚吗？

不讲道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百家争鸣：鸣，是讲道理。要说服：说，也是讲道理。实事求是：求，是研究，仍然要讲道理。怕挨批判吗？批判不过是把批评的温度升高一点而已，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怕批判，因为批判也要讲道理。在我想来，马寅初的人口论不一定字字珠玑，如果你认为错了，批一下也未尝不可，但君子动口不动手，各讲各的理，以理服人，不以势压人，而实践证明你批错了的时候，就爽快地承认错误，这又有何不好？事物“相反而皆相成也”，故“天下同归而殊途”，所以，即使是批判，其目的也绝不是为了批倒一切。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批判家。“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但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马克思并没有批倒一切，而马克思主义却成为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思想武器。“四人帮”以批倒一切为己任，最后是他们自己倒了。不讲道理的人总是要垮台的。

把香花当作毒草，无疑是干了一件蠢事。认为这种蠢事今后就不会出现了，那是不现实的。但蠢事也有两种。列宁打了个比方：布尔什维克干蠢事，好比说“二二得五”，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干蠢事，就好比说“二二得蜡烛”。“打比方不是证明”，但有时也颇有启发。“二二得五”，计算有误，好在还没有超出数学的范围，用加法和乘法算一算，把道理讲清楚，其错误尚不难纠正。事实上，有些同志的确是带着虔诚的革命热情在干蠢事，误以为越“左”越革命，这和那种别有用心的人是有区别的。至于“二二得蜡烛”，风马牛不相及，既违背常识，又不合逻辑，更没有道理，强迫一个数学家承认二二得蜡烛，岂不是天方夜谭！然而，“四人帮”的算学公式，就叫作“二二得蜡烛”，一经他们推算，秦始皇可以变成“共产党”，海瑞又似乎成了“反党”分子，马寅初也成为马尔萨斯的本家。用这种办法整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蛮不讲理之风甚嚣尘上，使我国学术理论界遭到一场浩劫。这个代价，可谓大矣！

现在，我们要提倡讲道理。要用讲道理的作风去抵制那种迷信、盲从和棍棒作风。我们的学术理论工作也要树立起自己的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讲道理。

载1979年8月28日《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