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物以稀为贵。”推物及人才，自然也以稀为贵了。例如，以某种专长和贡献而闻名于世的人，我们在习惯上称之为“名家”。通常又认为名家是很少的，所以很可贵；愈少，则愈可贵。其实，以少为贵，这未尝不是一种偏见。

名家少一点好，还是多一点好？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涉及千百个行业，需要大量的有特殊专长的建设人才，多多益善，少了不利。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为什么？据说是没有了知音。伯牙是著名的琴师，钟子期是卓越的音乐评论家。高手和内行，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不幸，钟子期一死，伯牙的琴声听不见了，一个音乐天才被埋没了，这岂不是一亡而两失？在科学文化领域内，要做出较高的成绩，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独学无友，孤陋寡闻，那将是难于成功的。因为要有比较，才有鉴别；要有争论，才有发展；要有竞争，才分得出高低；要有鼓励和切磋，才会信心更足，精益求精。所以，名家成群，不仅是科学和文化艺术兴旺的标志，而且，成群的名家的心血和汗水还会自然地浇灌出广阔而肥沃的土壤，从而使更多的名家从这块土壤上成长起来。学术，应当是一个集体的共同事业。历史的经验也表明，它只有在百家蜂起、万马齐奔的角逐中，才会更快地和有成效地向前发展。

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说过：“如炎武者，使在宋元之间，盖卑卑不足数，而当今之世，今之友人，则已似我者多，而过我者少……而至于无人如此！”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也写道：“呜呼，‘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顾炎武和鲁迅，都是过得硬的名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却发抒出相同的感慨。不难想见，人才寥落，不仅对于名家个人，而且对于整个事业，都将是有害而无益的。

在伯牙的时代，就只产生了那么一个钟子期；子期一死，伯牙琴也就成为绝响，这是可以理解的。鲁迅的时代已经很不相同了。尽管有国民党的摧残和迫害，但在我们党领导的革命风暴之中，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奇才异能之士。然而，鲁迅感到不满足，感到还是太少了。鲁迅的胸襟和境界，在今天仍然值得师法。而且，今天的时代和鲁迅的时代又很不相同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开才路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应当是一个繁星满天、璀璨夺目的时代。故曰：名家以多为贵。

要使名家济济而出，似乎有一个着眼点问题。着眼于已经成名的名家，应该不应该呢？当然应该。但多多着眼于那些尚未成家的无名之辈，则尤其应该。此话怎讲？试套用一句老子的《道德经》：“无名，天地之始”，一切名家，毫无例外，最初都是从无名氏成长、发展而来。所以，名家和无名之辈，只有相对的区别，没有绝对的界限。就个别人来看，前者的专长和造诣，当然超过后者；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后者的能量，那就远远超过了前者。让千百成群的无名之辈，在科学文化的原野上，像雨后之春笋，破土而出，冲天而立，这又有何不好？但是，这就要求我们不因其多而轻视之，对于他们，多扶植，少压抑，勤于关照，善于掖进，既不要揠苗助长，也不要失于农时。让科学的春天成为一个人才辈出的春天。这应当是关心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们的共同心愿。

载1979年7月12日《成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