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和鲁迅先生都教导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应该“多看看”。所谓“多看”就是认真仔细地观察现实生活，不要只看它一眼半眼，或者只看到一点半点，就信笔一挥。观察生活非下苦功夫不可，没有长时间的反复熟悉过程，你就很难说已经透彻地了解了生活。这里固然需要大胆的丰富的创作想象，但更需要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和丝毫不苟的严肃态度。周围的事事物物，五光十色，千头万绪，丰富纷繁；如果不对它们细看、酌量和比较，如果不进行调查研究，一味等闲相视，就很可能闲中有错，闹出笑话。

举例言之。我在杨万里《诚斋集》卷三中，读到一首名叫《闲居初夏午睡起》的短诗：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这位作者是南宋中叶的诗人，成就虽然不大，名气倒是不小。我不准备全面估价他的作品，单就这一首诗而论，前三句还是写得比较好的：蕉叶映窗，梅子黄熟，日长人困，正好构成一幅夏天的图景。问题在最后一句：闲看儿童捉柳花。杨柳花飞，是二三月间的事情，已经黄了梅子，绿了芭蕉，哪里还有什么柳花可捉？然而，我们的诗人不仅写了，还亲眼“看”了，怪就怪在这里。

梅子和柳絮常见于诗家词人的笔下。张先《千秋岁》：“惜春更选残红折，雨轻风色暴，梅子青时节。永丰柳，无人尽日花飞雪。”这是讲得通的。“梅子青时节”恰是二三月，而“阳春二三月”又恰是“杨柳齐著花”的时候。至于贺方回的《青玉案》：“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好像犯了和杨诗相同的毛病，把江南五月的黄梅雨和满城风絮相并列。但贺词是用象征的手法，借琐碎的事物，喻闲愁郁积之状，一是比兴，一是写实，两者毕竟还有区别。

稀奇现象是可能有的。但是，如果考据家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明：江西吉水（杨万里的家乡）的柳絮也和湖广黄州的菊花（据说苏东坡为了它乱改诗句而吃过王安石的讥笑）一样特殊；那么，可以断言，杨万里这一眼是看错了。偶尔的疏略总难避免，似乎用不着追究，引起我深思的却在一个“闲”字上。

用“闲”来观看，这一眼真叫作漫不经心，随便极了。“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作为诗人安详宁静、乐得其所的心境写照，不失为好的诗句，设若拿来作为观察生活的座右铭，那就是一帖不负责任的药方。所谓“等闲”就叫作漫不经心，随随便便，反正一大堆红红绿绿的颜色都算是春天的景象，管他红的三月桃花，抑或是隆冬寒梅。但问题在于：如果允许作家把有规律的生活现象任意张冠李戴，那还有什么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可言？文学作品又如何能够帮助读者去正确地认识生活？艺术形象不是主观的“捏造”，它的基础是具体的现实生活，方法是作家的复杂的劳动，观察生活就是这一劳动过程的起点。从这里开始，必须聚精会神，全力以赴，才能成功地达到终点——写出作品。可惜这位杨万里，远远地瞥了一眼，既未细看，又未酌量比较，便以为“等闲识得”了，就提笔写诗，结果闹了笑话，把生长在两个不同季节的事物——梅子和柳絮——说成是孪生兄弟。

作家的眼力犹如声乐家的唱功，须得天天练习，并无其他捷径，所以，勤奋的艺术家的眼睛，总是时时刻刻对准着周围的事物，哪怕是微小细节（比如杨柳在什么月份飞花）也不轻易放过。对于生活，如果等到有“闲”时才去打照面，跑马观花，观而不察，纵然写出一二佳句，也难免跟着就要闹点笑话。我非常疑心这位杨万里，平时不大认真观察事物，诗人是最喜欢留意花开花落的，但他偏要弄错，恐怕是吃了有“闲”方始去看上一眼的亏。而且这等闲一“看”，也看得很不自在。“看”已经很等闲了，还加上午梦方醒，睡眼惺忪，没有“情思”。唉！难怪他目光如此恍惚，真是“老年花草雾中看”，终归隔了一层。你既无“情思”，又何必多此一“看”，结果受了假象的蒙蔽。由此又使我体会到，看生活还要有自觉的思想准备。一个卓越的艺术家必须同时又是一个卓越的观察家，他们总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眼界停留在直观知觉的阶段，而是把它当作探求生活秘密的武器。在他们身上，观察力便意味着一种求知欲，意味着一种对具体事物及其细节特征的敏感。所以，对事物的观察体验，不完全是单纯被动地承受，既要目光炯炯，还要心向往之。只有对生活抱着严肃态度，而又兴会盎然的人，才真正懂得极目四望，“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妙处。

充分熟悉生活是提高文学艺术质量的重要条件，是医治创作浮夸习气的有效药方。“风物长宜放眼量”，而放眼者，就是要睁大眼睛，高瞻远瞩，认真考核，切莫等闲相看，步了杨万里的后尘。

载1962年10月5日《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