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在明末清初的学术界里，算得上是一位公认的有志向、有节操、有专长、开风气的学者，不少高才鸿儒都对他表示极大的赞仰钦佩。著名的文学家汪琬在《答从弟论师道书》中就说过：“当世未尝无可师之人，其经学修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尧峰文钞》卷三十三）而顾炎武对自己的文章学业、行止出处也非常自负。当然，自负并不等于自满，在顾炎武身上，这是一种不肯降低水平，随波逐流的自重的表现。正因为有了这种认真严肃的态度，所以，顾炎武又是一位非常谦逊，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吸取别人长处的学者。他读到汪琬的信时，就曾以《广师》为题写了一篇短文：

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当过情之誉，而同学之士，有苕文（汪琬）所未知者，不可以遗也，辄就所见评之。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文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至于达而在位，其可称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议也。（《亭林文集》卷六）

这篇《广师》，在《清史稿儒林·顾炎武传》和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顾炎武事略》中都基本上全文转录了，因为它很足以说明顾氏为人治学的风度。文中提到的十个人都和顾炎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徒之谊，都是他在四十岁以后奔走晋、鲁、豫、陕期间结交的朋友。这些人的年岁，除张稷若、傅青主外，也并不比顾炎武大；相反，顾炎武大张力臣十一岁，大李中孚十四岁，大王寅旭十五岁，大朱锡鬯十六岁。这些人的名望也并不比顾炎武高。其中，张力臣系一名穷生员，靠卖书画为生，而顾炎武屡次推崇的张稷若，也不过是山东济阳的一位私塾先生。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说他“闭户读书，是以世无闻者”，但因为他们都有一技之长，或通晓天文历法，如王寅旭与杨雪臣；或专精碑刻书画，如王山史与吴任臣；或是医药行家，如傅青主；或是诗词能手，如朱锡鬯。对于这些人顾炎武都虚心地叫他们老师。在抗清不仕，坚守民族节操方面，相互勉励，相互鼓舞。而顾的博学多闻也和他们相互间的切磋分不开。当顾炎武出游山东时，至济南，偶尔散步街市，听到有人谈论《仪礼》，甚有见解，便急向店主访问这是何人，回答道：这是乡里私塾先生张某。次日，顾炎武一天亮就带了名片去拜会这位私塾先生张稷若，向他请教有关中国古代经典《仪礼》的疑难，从此成为很亲密的朋友，在《日知录》丧礼、停丧诸条中还详细采纳了他的意见。至于搜求古代碑刻，研讨金石文字，也多与王山史、吴任臣等人共同商兑。而张力臣更是炎武治音韵学的得力顾问，顾氏《音学五书》就是张力臣父子亲自手抄校刻的。如果说到虚心求教，当然还不仅限于上面提及的十个人，比顾炎武小二十三岁的阎若璩，当他们相遇于太原时。曾“以所撰《日知录》相质，即为改订数条，顾虚心从之。”（引自张穆《顾亭林年谱》）这又是突出的例子之一。

所谓广师，就是多方面地向别人学习，吸取别人的知识和经验，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把别人的长处接受过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因此，第一条要肯服善，不要以为“老子天下无双”。要承认别人有比自己高明之处，哪怕只有一点，也要承认这一点。第二条要肯从善，不要骄傲自满。要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哪怕只有一点，也要学习这一点。顾炎武就是既肯服善又肯从善的人。不仅顾炎武，我国古代成绩优异的学者大都具有这种性格。例如汉代的郑玄，也是一位“该通六艺”而又“兼精历算”的经学家和科学家，他年少时曾学习博士第五伦《京氏易》、《公羊春秋》和《九章算术》，学习张恭祖《周官》、《左氏春秋》和《古文尚书》。后来又拜马融为师，广泛研究了当时“今文家”和“古文家”的著作。到了七十岁，还向刘洪学习《乾象历法》，这种品格，应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优良学风的表现，也是一个值得继承的好传统。故借读顾炎武《广师》之便，特为表述如上，并愿与读者共勉。

载1962年4月《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