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我国明清之际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是他长期进行调查研究的结晶，到现在仍为历史学家所称道和引用。特别是《日知录》，在它尚未完全刊成的时候，就已引起人们的重视。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顾炎武的一位朋友写信给他：“我们分别都一年多了，你的《日知录》该又写成好几卷了吧？”没料到这个看来是好心肠的询问却挨了顾炎武一顿批评，他写了一封直率而带点牢骚意味的信答复他的朋友：

尝谓今人纂集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春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顾炎武有些生气，确实也该生气。这位朋友的问题提得有点冒失和轻率。在明代，“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的风气本来就相当浓厚，著述家们不是奢谈性理，就是互相抄袭，旬日之间，不难成书数帙。用这种浅薄的做法来要求顾炎武，难怪他要发脾气。

顾炎武在治学方面的严肃态度和求实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整个后半生都是在旅途中消磨掉的。据说，当他出游的时候，用两匹马和两匹骡子，携载着各种书籍，“旅店少休”，也要“披寻搜讨”；而且每到一处，就向当地群众询问“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果他们提供的资料与平日所闻不合，便找出书来参考研究，或者进行实地调查。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断积累，才最后写成《日知录》。在写作过程中，又多次把手稿或者刻好的本子寄送给朋友们征求意见，希望他们“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而不当但为称誉之辞也。”在明代那种空疏浅陋、沽名钓誉的士风和学风的环境里，顾炎武这种认真做学问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做学问，第一要立大志向，敢于超过前人，发抒独创；第二要下苦功夫，不怕险阻，谦逊踏实，精益求精。大志不立，便只能依傍前人的门户，啜拾前人的唾余，或者收买前人的废铜烂铁，“充铸而已”！没有大志向，当然就下不了苦功夫，一味从便宜处着眼。而最便宜的，当然莫过于收买废铜烂铁了。

在言心言性的道学气笼罩下，顾炎武算得上一个新学术境界的开拓者。他是清代考据学的创始人，《日知录》又是他在考据学方面成绩的总汇。所以，他的学生，甚至他本人，都颇为自负地说：“近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就是带有很大的阶级偏见，为清朝政府钦定的《四库全书提要》中也承认：“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不用说，这是和他认真做学问，敢于“攻山采铜”，寻根究源，既好读书，又求甚解的实干精神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当我们今天在做学问的时候，就不应该简单地充当一名“古钱”的收买者。有志气的人要在前辈的足迹上步步高升，这就要求我们付出比他们更大和更多的艰苦劳动。

《左传》上有一句话：“夫学，殖也，不学将落。”殖是种庄稼，做学问犹如种庄稼一样，有播种、发芽、生长、成熟的过程。要庄稼好，少不得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辛勤培植，细加管理。“不学则落”。不学就是偷懒，而落就是萎缩和不长进的意思。我们不会自安于萎缩不长进以致歉收的境况，在学术园地里，也要精耕细作，年年丰收。那么，老停留在前一代人的生产水平上是不行的，只靠收买“旧钱”也是不行的。传世的“旧钱”数量毕竟有限，而学术领域内蕴藏的宝藏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怎么办呢？“庶几采山之铜”。管它山路崎岖，岩石陡峭，只要我们有宏大抱负，有犀利的工具和科学的方法（在今天来说，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埋头苦干，还有什么坚硬的山壁能不被我们一层一层地掘开？这样，我们就会开拓出无数崭新的学术境界，大大超过前人的成就。所以说，学问之道无它，求其立大志，下苦功而已！

载1961年4月13日《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