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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乡读初一时，一本《子恺漫画》启蒙了我，使我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画种。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到《漫画》杂志当编辑，凑巧分配我向丰先生约稿。信中我憋不住表示拜师学习的心愿，丰老回信说：“以后就多联系吧！ ” 1959年，丰先生出席政协会议，我在驻地东方饭店第一次拜见了他。虽无拜师仪式，但从此他老先生在我心目中就定了位了。

1962年，我专程到上海丰先生府邸拜望老人家，登上书房日月楼，逐本翻览了丰先生自藏的个人著作。有一些是我未曾见过的，为此还借了两本带回北京研读。从1959年起，丰先生都出席一年一度的政协会议，记得多是住在民族饭店。这就给我提供了更多“上课”的机会。1964年4月《人民中国》记者唐忠朴在题为《丰子恺》的访问记中，有丰先生女儿丰一吟君的一段插话：“毕克官今天上午才来看过爸爸。他在好几年以前就和爸爸建立了通讯关系，1959年他们第一次见面。此后，爸爸每次到北京开会，他就要来找爸爸谈画。他收集的爸爸的画集可全啦，有些版本连我们自己家里还没有呢！”这几句当年被记者记录下的话，真实地记述了我四十年前利用政协会议的机会求师学习的情景。

民族饭店客房相当宽敞，当时也是两人一屋。除了没有电视机，一切布置与今天的委员驻地差不多。丰先生坐在窗前，一边翻阅我带去的画册《云霓》，一边说，他的许多漫画，都来自生活。像这本画册中的画，是坐了小船，顺运河而行，沿途写生得来的。他还强调，要向诗人学习，不一定做诗，是学习诗人观察生活的眼睛。因为诗人观察细致，又善于点石成金，对漫画家很有启示。他见我不会做诗，还特地给我写下平仄口诀。我当时已年过三十，老师像教小学生一样手把手教，情景至今难忘。

1962年3月20日，我画的《我看报》、《奶奶洗脸不哭》在《人民日报》发表。适巧丰先生已到北京开会。我一进民族饭店客房，先是同屋的老国画家王个簃先生抱拳表示祝贺，接着丰先生从桌上拿起报纸也表示祝贺：“好的！好的！这小家伙，这样子看报，有意思！”过了两天，我再次到民族饭店，丰老对我说：“昨天我在小组会上发言，说百花中有大花也有小花，举你的画为例，说像这样的小花，也应当让它开放。”

丰先生在政协小组会上做这样的发言，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大气候的，只是顺手举我的画为例。我自己有深切的体会，在当时的气候中“小花”要生存并不容易。

向丰先生学习，从20世纪50年代末我开始了《童心》系列的创作，并分别在中央级报纸发表。但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候里，我却一直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要求，看重的是画炼钢工人、兴修水利的农民，以及雷锋、王杰等先进人物。无知小童的生活情趣能这么画下去吗？自己一边画，一边心里也在嘀咕。当时，文艺界关于“花鸟画是否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争论一直在断断续续进行着。

1963年，我奉命到京郊劳动锻炼并搞文化下乡活动。回京后借鉴丰先生的画法画了一组农村童趣发表在《人民日报》。以《童心》为题，内容有《有趣的书》、《果熟季节》、《轧地玩》和《秋假》（图一）。组画发表不久，在另一报社任编辑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怎么下乡那么长时间，光画些孩子呢？我知道，打电话的这位朋友，完全是爱护我，我从来没怀疑过她的好意。她有这样的意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并不奇怪。只是别人未说出口，她真诚地对我说了心里话罢了。直到最近，苗地君才告诉我，发不发这组画，当时《人民日报》报社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

再说一例。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美术家协会三楼办了一次业务干部进修画作观摩。我展出了一幅《妈妈的口袋》（图二）。事过几年，在讨论我入党的会上，一位列席的非党员同事，举这幅画为例，批评我怎么尽画些没有意义的东西。现在写出来，也没有抱怨谁的意思，只是想说明当时人们生活在怎样的政治和艺术环境中。这也是我为什么一边画《童心》一边嘀咕的原因。

别说学习“子恺漫画”受到非议，就连结识丰先生向他求教，同样也受到议论。记得是1961年，政协会期间丰先生告诉我，周恩来总理嘱咐他，下次开会把老伴也带来，以便照应。次年，丰师母随同来京。我去看望二老，闲聊中初次来北京的丰师母打听北京有些什么特产。我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消失了几年的特产仍未恢复。事有凑巧，次日中午我逛商店，竟发现了多年不见的山楂果脯，只是用糖太少比较干硬。但我还是如获至宝买了两斤，还特地要了礼品盒装着。下午上班，我放到办公室桌上，还高兴地对同屋的同事说起自己的幸运。当晚我高高兴兴送到民族饭店，礼轻意重，丰师母表示感谢。不想，四年之后，在讨论我入党的会上，同屋一位同事指出我崇拜丰子恺的问题没有检查，并举出赠山楂果脯送礼的事。支部只好暂停表决，让我下去写检查。那时候，政治思想工作大抓“向党交心”、“划清界限”，导致同志、同事、同学之间相互摩擦，关系隔膜。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不向革命老干部学习，却老远去讨教一位佛教居士，纯属“另类”，受到批评，也不奇怪。

我并没有指责那位同事的用意，问题全在大的政治气候。那时，政治运动不断，“左”的一套盛行。就我所学习和工作过的单位来说，连日常生活也处处深受影响，所谓的政治思想工作，或通过入党入团“靠近组织”，或通过“划清界线”、“向党交心”的方式进行，导致同事、同学甚至亲人之间关系紧张。人们生活在特殊的大气候里，谁也无法回避，彼此猜疑，甚至相互伤害。到了“文化大革命”，大闹派性，更是平时矛盾的一次大显露。

图三　丰子恺先生与同组的政协委员参观京郊十三陵。左起：叶浅予、丰子恺、王朝闻、王个簃、傅抱石、蒋兆和（1962年）

当年，我只顾抓紧时间学艺，似乎顾不上关心有关政协开会的事。倒是丰先生有时主动对我谈些观感。有一次告诉我，星期天委员去西郊观光，他和同组的国画家叶浅予、傅抱石、王个簃、蒋兆和，理论家王朝闻都参加了（图三）。还说，末代皇帝溥仪也去了，“和皇帝一起白相，难得”！还幽默地说：“皇帝长得和常人一样，没什么不同。”又一次，丰老赠给我一张大照片，背后写着“克官仁弟惠存”。说是同组的摄影名家石少华给拍的，说这可不是一般的照片，是艺术家的作品。政协会间我和德娟把两岁多的宛婴抱给丰先生看。客房临街，丰先生让小家伙站在椅子上眺望马路上来往的汽车，又是给糖又是留用午餐。记得餐厅在一层西面，比较拥挤，餐中的水饺和素炒冬瓜至今还留下印象。

“文革”过后，我有幸参加了缘缘堂重建落成典礼，抓时间速写了老街寺弄街。这条小街是丰家人天天走过的古街，可惜的是后来给拆除了，实在遗憾（图四、图五、图六）。

图四　丰子恺故乡石门镇寺弄街（现已拆除）毕克官作（1985年）

回顾我自己走过的艺术道路，也是一手写文一手画画。作画，我不是笔墨的仿学，而是重在艺术修养，体察生活和立意构思的学习上下工夫。这是《童心》水墨系列的创作得以坚持的原因；我又致力于美术史论的研究和散文的写作，并陆续出版了多种著作。可以说，几十年来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丰先生的影响。如果说，1959年之前师学丰老是通过研读著作进行的，那么，1959年之后，就有许多机会当面聆听教诲了。这之间，全国政协会议给我提供了机会。所以说，早在四十年前，我已在借政协的光了。从第七届起，我自己也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每忆起四十年前的经历，就会倍感亲切，并越加珍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