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她就是丰一吟。就是《辞缘缘堂》里那个勇敢地冒着敌寇轰炸从学校跑回家的女孩。

这是1959年4月阳春的一个下午。三点整，我以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踏入了前门外东方饭店的一个房间。丰子岂先生，我没有见过，但对他并不陌生。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正如许多文章介绍的，他是位谦虚和蔼的学者，他的谈吐，正像他那些言简意深的画幅，虽是寥寥数笔，却很耐人寻味。这天的谈话，我表示了要向他学习，请他以后多指教的愿望，他却谦虚地说：

“我也没什么经验，都是过去的事了。以后就多联系吧！”

盼望了多年的见面，终于实现了。归程之中，“就多联系吧！”总是回旋在脑海里。我是多么高兴！

为了说明见到子恺老师的兴奋心情，让我稍费篇幅，从三十年前说起吧！

在故乡中学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本子恺老师的《民间相》。说也奇怪，我立即被这本小小的画册征服了。它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我，使我爱不释手。从此，《子恺漫画》就在我心底刻下了深深的印痕。

1948年，我赴北京读书，路过天津。在住所的一堆旧报纸里发现了连载的《子恺漫画》。我这个刚刚离开故乡来到大城市的青年，对花花绿绿的天津市街没有多少兴趣，却一头扎进了旧报纸堆。经主人同意，我整整干了一天半，把《子恺漫画》全剪下来，到北京安顿下来后，把它贴成了厚厚的一本。这是我有生以来收藏的第一本画册啊！不到一年光景，平津解放战争打响了，学校停课，我也有家归不得，有了空闲仿照《子恺漫画》的风格，描画起我的学生生活。这是我从临摹进入创作的第一步，是我第一次的漫画创作，也是我第一次用《子恺漫画》的形式反映生活。

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漫画》编辑部工作（图一）。“无巧不成书”，单位安排由我和子恺老师约稿。在“公事公办”地约了一阵稿子以后，我终于利用组稿的机会以个人名义大着胆给子恺老师写了信。不久，我得到了热情的回信。所约画稿也同时寄到了。这就是发表在《漫画》第133期的《杨柳青粪如金》。正是这幅画，在我和子恺老师之间搭起了桥，使我渴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在一个杨柳青青的季节实现了。

在与子恺老师交往的过程中，对我来说，最为珍贵的还是他在艺术上对我的一系列指教。

记得早在他给我的第一封信里回答我的讨教时，首先强调的一点，是生活对漫画作者的重要性。他写道：“从我自己的体会，生活很重要。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这话很对。”后来，不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他都反复强调这一点。有一次我把他的画集《云霓》带到他下榻的民族饭店，请他谈谈创作经验，他一面指着一幅幅农村生活场景，一面对我说：

“这一本里的画，都来自生活。是我亲眼看到，有亲身感受，当场描下的速写。离开了生活，我画不出来。”

1962年，也是在民族饭店，当他又一次提到生活问题时，他从我胸前取下钢笔，接过我手里的笔记本，一面描绘一面讲述他的一个经历：

“早年在上海。有一天，走在南京路上，我对眼前形形色色的都市光景没有白相的兴趣，只想快点走过。正行走间，眼前一棵小树，树上靠了一个梯子，一个粗大的铁链，一把大锁，把树和梯子锁在一起。我见了这景象，觉得触目惊心，不觉站住了。铁链和《邻人》一画里的铁扇骨一样，反映了人世间尔虞我诈，相互防御的不正常关系，是人类丑恶和羞耻的象征。”他说，这个景象他没有画成画，但印象极深。他告诉我，他的许多作品，像《最后的吻》、《两重饥饿》、《高柜台》、《赚钱勿吃力吃力勿赚钱》等都是来自当时的社会生活。他说，离开了生活，就没有这许多感受，画不出画来，也反映不了当时的社会。

1962年，我出差到上海，去探望子恺老师时，他领我到楼上看他的书房“日月楼”。他说自己上了年纪，跑不动了，又忙于翻译日本文学巨著《源氏物语》，难以深入生活了。他风趣地说，他现在只能坐在书房里看太阳和月亮了。但是，每年他都尽可能到外面跑跑，参观参观。1961年他曾随上海政协参观团到瑞金、井冈山等地游览，行程五千里，一路上吟诗作画，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的情怀。当他知道几天之后我将到上海郊区的淀山湖去体验水乡生活时，他认为这很好，嘱咐我趁年轻时多深入生活和熟悉生活，也要多写生。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现在的条件比我们那时好多了，国家重视。我们那时只能‘走马观花’，现在你们可以深入进去了。”

子恺老师一向强调生活的重要性。早在四十年前他就著文写道：“我一向抱着一种信念：‘艺术是生活的反映。’我确信时代无论如何变化，这道理一定不易。”（ 1932年《艺术的展望》）在那个时代里，作为一个艺术家能有这样精辟而坚定的艺术见解，是难能可贵的。四十年过去了，漫长的岁月证明子恺老师的话是正确的。

“要学诗人的眼睛。”——这是子恺老师反复指教我的又一点。和子恺老师每次会晤，我几乎都要请他讲讲早期那些看来内容都极平常，但很挑动心弦的画，是怎样找到画材的，非常想知道里面的“奥妙”。而子恺老师每次的回答，都离不开“要学诗人的眼睛”这句话，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子恺老师告诉我，诗，尤其是古体诗词，篇幅短，字数少，但包含的内容却深而广。这就逼得诗人练就了一双很厉害的眼睛，能从复杂的世态中，能从表面现象中看出有意义的东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典型意义的东西。加上诗人又很富有想象力，一经艺术加工，使得即使平凡的事物也会变得含意很深。他指着我带去的他的彩色画集里的一幅《春在卖花声里》说：

“一般人只看见花和钱，而诗人却把卖花声和春天联系起来。同样的，蜘蛛网上粘了些花瓣，也没逃过诗人的眼睛，一经点题，借景抒情，寓意就深刻了。”他说，诗人表达感情大多是用形象描写的方法，这使得他们观察生活的方法也特殊。他认为，诗人的观察方法，值得画家学习。他说，文学里的绝句字少而精，意深而长。好的漫画也应当如此。他个人最喜爱“言简意繁”的漫画。他几次提到陈师曾的那些寥寥数笔、意到笔不到的画。有一次还将《独树老夫家》描出来给我看，说很有意味。至于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画，他更是多次在文章里推荐介绍。

他告诉我，他早年受古诗词的启发，学着像诗人那样去观察生活。他的《都市之春》、《最后的吻》、《生机》等画，就是因此而得到画材的。当他在喧闹的十里洋场，高楼大厦之间看到一纸风筝时，精神为之一振，“哦！春天来了！”觉得很可入画，不能放过。

他说，诗言志，画画也必须有感而发，只有当自己很想画时，才能画得好。说他早期的一批画，并不是为发表而画的，兴到提笔，信手拈来。像《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花生米不满足》、《阿宝赤膊》、《表决》等多是画在香烟盒纸、包装纸背面的，并没有想到拿去发表。是后来被《我们的七月》和《文学周报》拿去，被郑振铎先生冠以《子恺漫画》的名称发表出去的。后来的《邻人》也是这样，即使闭上眼睛，那个大铁扇骨也总会在眼前出现，希望人世间早日把这耻辱的象征消灭掉。因此，后来刻了一方图章曰“速朽之作”，盖在这一类的画上。他说，画这幅画时，他自己是有“创作冲动”的。

子恺老师还经常提醒我，要画好画，也要学点文学，尤其是诗词，以丰富自己的艺术修养。在我的印象中，他提得最多的是鲁迅、朱自清和李叔同。他说鲁迅的书非读不可。他说朱自清先生的散文文笔优美，像诗一般。说他与朱先生早年同在浙江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朱先生两次为自己的画集写了很好的序文。是啊！朱先生曾把自己欣赏《子恺漫画》称为“嚼”，说有些画“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这是何等内行又是何等精辟的见解啊！正由于他们在艺术上彼此相知，才结下了可贵的友谊。子恺老师也多次提到他的老师李叔同先生（即弘一法师），说李先生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很值得学习。

子恺老师认为，如今有些青年人只顾画画，不沾文学的边，这是不好的。如果认为读点文学，尤其是读点诗词是浪费了时间，那是一种短视眼。他的这番话，看似极平常，实则非常深刻。他这是花费了心血，耗费了时光才得出的经验之谈啊！熟悉《子恺漫画》的人都能体会到，他那些感人至深的画幅，与文学，包括诗词，是有着多么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

子恺老师知道我不会作诗，有一次，对我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你不会作诗，多读些诗也好。”

说完，还找出了纸笔，写下平仄口诀，对我讲解起平仄常识来。当时子恺老师已是六十五岁高龄，我自己也已三十出头有了两个孩子了，老人家像教一年级小学生一样，手把手地对我进行启蒙教学的情景，我是怎么也忘不了的。1960年，我离开原来的部门，转到《美术》编辑部工作，尽管文字工作对我来说是外行，但觉得对我的绘画创作有帮助，所以欣然接受了这个工作。当我后来把这想法说给子恺老师听时，他表示赞同，说：

“好的，好的，有好处。”

对此，子恺老师的艺术实践，不是早已作出了很好的回答么？

和子恺老师相处，自然会较多地谈到他那些动人的儿童画。他说，解放以后很多人都问他是怎么画出那些画的。

负责编选他的画集的文艺评论家王朝闻，也曾请他写这一方面的体会。但他觉得不好谈，因为他画那些画时，只不过是描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下自己的感想，很少去考虑什么“创作问题”。

有一次，子恺老师告诉我说，孩子的心理和生活有孩子的特点，大人应当了解。只有了解了，才能发现孩子世界的秘密，去进行生动的描绘。他自己就是常常变了儿童而观察儿童的。他问我是否观察过自己的孩子，是否了解他们。我说观察有一点，但谈不到了解。子恺老师笑着说：

“要画好孩子，必须设身处地。”

子恺老师谦虚地说他谈不出什么经验，这“设身处地”不正是他宝贵的经验么？而我自己的毛病正在于不能“设身处地”，只想向老师讨求什么“秘方”。打这以后，我就有意识地注意这方面的锻炼，逐渐地，略见收获，创作出《我看报》、《早晨好！》、《警察叔叔》、《奶奶洗脸不哭》、《抬着走》等画。事有凑巧，正当《我看报》、《奶奶洗脸不哭》（图二）于1962年3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那天，子恺老师再次由上海抵达北京出席政协会议。当我去民族饭店探望时，先是同屋的王个老（王个簃先生）对我表示祝贺，接着子恺老师从桌上翻出那天的报纸，指着那幅《我看报》说：

“好的！好的！这小家伙，这样子看报，有意思！”（画的是孩子将报纸铺在地上，将整个身子趴在上面“看”报）

这次会议期间，当小组会讨论到文艺的方针政策时，子恺老师曾以此画为例，发表了“像这样的小花，也应当让它开放”的意见。这是事后我再去探望他时，他亲口告诉我的。这件事，也使我体会到了长者对后学的鼓励和关心。

也是在这次政协会议期间，我参考《瞻瞻的日记》，将自己平时的观察笔记整理成一篇《宛婴日记》，记述了我“设身处地”地理解孩子的心得体会。我把原稿拿到旅店请子恺老师教正，老人家给改动了几个字，表示可以，说画孩子只有理解他们，才能表现他们，才能做好儿童教育工作。这次政协会议还没有闭幕时，这篇小文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尽管它是我向子恺老师学习的一份不成功的答卷，但却是一份有纪念意义的答卷。

1963年，我到北京郊区从事“文化下乡”工作，因工作关系，我有机会较长时间地接近农村孩子。我当时把这样的生活看得十分珍贵。因为，如果说在这之前我由于条件的局限只能观察自己的孩子（当然他们也是新一代中的一个），那么，现在已从狭窄的小圈里，到了广阔的天地，并能真正接近和熟悉劳动群众的孩子了。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交上了朋友。我给他们放映幻灯、开阅览室；他们也对我关心备至。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真挚的。这种相处，使我进入了又一个天真烂漫的儿童世界。当时我写信向子恺老师报告，他回信热情地鼓励我要深入生活，画出好画来。我的《有趣的书》、《果熟季节》、《叔叔，您有小人书吗？》等画和短文《我和我的小伙伴》（均发表于《人民日报》），表达了自己对这些小朋友的喜爱，记述了自己投身广阔天地的新感受。如果我这时期在创作上也算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是与子恺老师的指导分不开的。

图三　丰子恺先生以相同题材的画作加写贺词，赠贺毕克官初生女婴，并以该画题意命名为“宛婴”

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我写信把消息告诉了子恺老师。几天后，回信来了。除了祝贺之外，还寄赠了一幅画《樱桃豌豆分儿女，草草春风又一年》，画上题字曰：“此画为我六月一日儿童节所作。克官来信言是日初生女婴，特命名为宛婴。”（图三，原画在“文革”中散失）前面提到的《宛婴日记》里的主人翁，就是这个女孩子。在和子恺老师交往的那些年，也正是我忙碌地学着带孩子的时候，子恺老师对我也关心到了。有一次，我打开他的来信，见里面有一张图画，画着一匹红马，背上驮了一只浅绿色的狗。我很纳闷：“这是干什么？”看完了信，我才明白，原来老师在给我写信之前，一面抱了小孙女，一面画给她看，这张图画实际就是一份图画教材哩！子恺老师说，这个办法我也可以试试，是小孩子喜欢的一种玩法，同时也是从小时候就对孩子进行美术教育的一种方法。我当时十分感动，心想，子恺老师真是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啊！我不由地想了很多。是的，子恺老师重视对青少年的美育教育，早就闻名于世了。他写了大量启蒙著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著作都深入浅出，生动易懂，受到青少年的欢迎，受到成人们的称赞。去年，我去探望了子恺老师的老友、老教育家叶圣陶老先生，他提到了子恺老师在这一方面的贡献。说子恺老师不是死板板地讲道理，而是写得很生动。叶先生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以为，作为艺术启蒙教育家的子恺老师，在对待为青少年写作这件事上，也和他对儿童画创作一样，也是“设身处地”地理解他的小读者，并为他们着想的。因此，才能成功地写出了那样多的受到小读者和成年人都欢迎的通俗读物。这一点，同样也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学习。

“十年内乱”，丰子恺专案被列为上海文艺界的几大专案之一。子恺老师，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

作为多年受子恺老师指导的我，这个漫画后学者，多么盼望在断绝往来达八年之久以后，能早一天和老师重叙师生之谊。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张讣闻，使我的愿望完全破灭了。子恺老师在“文革左祸”的迫害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