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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丰子恺研究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和台湾开始的时间更早一些。20余年的研究历程，成绩是可观的：除了相当数量的专著和文章之外，又有专门的研究会和研究中心。丰子恺先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其历史贡献，也越来越广泛地被人们认知。

回顾研究工作所涉及的领域，多集中于三个方面：漫画创作、生平传记和友谊往来，散文研究则略有涉及。丰先生的成就，领域十分宽广，不少方面至今基本上尚处于研究的空白状态。由于研究介绍不够，致使人们对丰先生的多方面贡献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一个局部范围里。显然，只有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才能够全方位认识和了解丰先生的历史性贡献。

这里，就我的专业角度，仅举封面装帧设计、书刊版面装帧、书文插图和木刻漫画（也即现代版画）四个方面谈谈拓宽丰先生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国的书籍封面装帧，晚清和民国是萌芽时期。受商业文化和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当时的封面多为彩色的时装美女画，大多与书的内容关系不大。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书籍封面装帧艺术，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动下的产物。这之中，开明书店的出版物特别受人注目，其创办人章锡琛先生极力提倡书籍封面的美化。在这方面，几家老牌书店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相比之下就相形见绌了。在开明书店之前，如此讲究书籍装帧的书店还不曾有过。开明书店将风气一开，许多新兴书店也跟着仿效起来。丰子恺先生正是在这一时期受聘于开明书店，为新文化运动多位作家设计封面，如朱自清的《踪迹》，夏丐尊的《爱的教育》、《续爱的教育》和《我们的六月》等等。丰先生更是自己著作的封面设计者，如《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护生画集》等一大批著作。

艺术成果证明，丰先生是现代书籍封面装帧的提倡者和艺术实践先驱者，对开启创新的风气大有贡献。

关于书籍封面装帧艺术，丰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书的装帧，于读书心情大有关系，精美的装帧，能象征书的内容，使人未开卷时先已准备读书的心情与态度……善于装帧者，亦能将书的内容精神，翻译为形状与色彩，使读者发生美感，而增加读书上的兴趣”。（见由丰先生执笔写成的《〈钱君匋装帧画例〉缘起》，《新女性》1928年三卷十号）

丰子恺先生的书籍封面装帧艺术，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中国现代书装史上，都是独树一帜和独领风骚的。他的许多作品，个性都十分鲜明，使人一眼就能辨别。丰先生的封面装帧设计，与一般图案性较强的设计不同，他是以书法的笔意进行描画，简约明了，带有写意意味，还常常流露出漫画的风趣。这种风范，在他的封面设计作品《音乐的常识》、《爱的教育》、《护生画集》和《踪迹》等都有所体现，都是以形、色和线条的美感诱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看得出李叔同的广告艺术画对他的影响。

丰先生的书刊版面装帧，也和书籍封面装帧一样，有他自己的个人风格，也是以写意手法见长，并依赖黑白效果的相衬，取得良好效果。他为《文学周报》封面所绘装饰，在竖直的一条黑底上以白字书写“文学周报”四字，再绕以葡萄藤蔓。在刊物的顶部则是茂密的葡萄枝叶和果实，是以写意笔法描绘的装饰图案。这种画风，从另一件版面装饰（图一）也能看得出来。再例如，书刊版面基本上有三种装帧方式：一是题图，多采取竖直形式，以题目字体为主，配以花木组成纹样；二是横排形式，在全版文字顶部饰以人物和景物，绘画性较强，基本不属图案装帧一类，如《一般》杂志中的题图，很有代表性（图二、图三）；三是文章尾花，是清一色的人物画，有的纯属独立的单幅漫画，例如四川版《丰子恺漫画选》中的《遐想》就选自这类尾花之作。丰先生在书刊版面装帧方面的艺术实践和成就，相较之下，更是一个“神秘地区”。

书刊插图，在丰先生的绘画创作中也是占比重较大的门类。开明书店由于自己优异的成绩，随后被政府列入印行“国定教科书”的行列，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大书店并驾齐驱。教科书插图的工作繁重，书店约请丰先生参与插图工作。例如《开明国语课本》，是叶圣陶先生手书、丰先生插图，图文对照的教材（图四—图七）。还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林语堂编著的英语教本中的插图作者就是丰先生。有一幅画了卖火柴的女孩，好像画面上还有一个雪人，至今印象深刻。又如《爱的教育》中有一幅画了书的主角正在温习功课，其慈父正不声不响地站在身后，流露出欣慰慈祥的表情（图八）。这些插图，熏陶和感染了几代人，其贡献不可小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因为研究丰先生的机缘，几次到北京大学燕南园拜访美学大师朱光潜前辈。朱老是丰先生白马湖春晖中学的同事，也是挚友，他当时与夏丐尊、朱自清和丰先生朝夕相处。他在介绍丰先生事迹时，还特别提到丰先生的插图艺术，而且点明有些插图是木刻出来的。朱老的原话是：“在开明书店办起来之后，许多书籍插图都是由丰先生亲手木刻出来的，应当收集出版。”（见拙文《访朱光潜先生》）朱老是历史的见证人，所以比今天的任何人都有权威性。由此可见，插图艺术在丰先生的艺术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位置。但非常遗憾，丰子恺研究已进行20余年，这个领域一直未曾涉及，更不用说出版一部丰先生的插图选集了。

在这里也必须提到，丰先生的绘画、插图和版面装帧，也有少量工细画法，是以钢笔描绘而成的。这种风格的画，是受到日本画家蕗谷虹儿等人的影响。我说丰先生的封面设计、书刊版面装饰是写意画风，是指主要倾向而言，这是应当说明的。

前面已经提到，朱光潜前辈分别于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撰文介绍丰先生的木刻漫画，老人家记忆清晰，所言斩钉截铁，十分肯定。拿朱老的介绍，检览丰先生的画作，使人惊喜地发现早期《子恺漫画》中确有一部分是木刻出来的。当我写文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受到木刻界的关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索去拙文，并在一本最新编辑的《中国版画集》的前言中正式提到这一史实。也就是说根据朱老介绍的这一史实，查到的丰子恺先生木刻作品如《阿宝赤膊》、《晚凉》、《爸爸还不来》等画作，已经得到木刻界的认同。肯定这一史实，其意义不仅仅是丰先生几张绘画作品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现代版画发展史的重要问题。因为在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中国现代版画的发端是定位在鲁迅倡导的左翼木刻，是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而李叔同倡导的现代木刻始自1912—1918年之间，李叔同和“浙江一师”的学生们还自刻自印了《木版画集》，虽未见传世，但有丰先生1924—1925年间的木刻漫画可以为证，时间比左翼木刻早了十多年，而倡导者即李叔同先生。

丰先生创作过木刻漫画，有作品为证。但对此的研究只进行了一个开头，尚未深入下去。丰先生到底创作了多少木刻作品？朱先生明确提到书籍插图，这是一个重点。除了插图还是否有其他形式的木刻作品？例如，版面装饰等等。这是个繁重而枯燥的资料工作，需要有时间有毅力去跑图书馆，一本一本地查实。实际上，像开矿一样，有所发现是件很令人兴奋和开心的事。

关于丰先生这些画，到底属木刻，还是属漫画？我看只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不必去计较去争论该划归木刻还是该划归漫画。在研究木刻史和木刻问题时，这部分作品当视为木刻，而且是现代木刻，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上最早的一批作品，是先驱者，具有重大意义的。当研究漫画史和漫画问题时，当视为漫画，因为这些作品在立意构思和表现手法上与手绘漫画是一致的。说它们是“木刻漫画”也可以，当然应属“子恺漫画”的一个部分。

这里要提一个问题，丰先生抗战时期在大后方桂林曾出版过一本漫画集，全集以木刻形式。据了解这本画集执刀者是漫画家余所亚先生。因为当时制版困难，木刻家常与漫画家合作，漫画家画，木刻家刻。余先生亲口对我提到曾为丰先生刻过漫画，说他当时为糊口，替出版社刻木刻出书，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注意的是，不要因为丰先生早期刻过木刻漫画，就也将20世纪40年代这本画册看成是丰先生自己的木刻之作。这本画册，几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书摊见过，索价900元，我兜里钱不够，当时也嫌贵，没买下，这样的书是不易再遇到了。

以上，仅是举例，用意在于强调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有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的必要。

丰先生的成就，有如十分丰厚的矿藏，实在有待深入开掘。就研究工作而言，有艰辛而又寂寞的一面，特别是资料的收集，须花大量时间泡图书馆。我自己有体会，只要肯钻进图书馆，静心坐下来，翻书查阅，必有所获。像李叔同的大量报刊广告设计，要不是想方设法在全国搜寻到仅存的一份《太平洋报》，是不可能有所发现的。有些史料，是在翻阅书刊的过程中意外发现的。例如丰先生一再提到的陈师曾的简笔写意画，20世纪30年代左翼人士柔石等以极“左”的见解，对丰先生粗暴的批评等等。我说这些，并非表明自己已做得够了，而是说真不知道全国各地图书馆里究竟还有多少宝藏期待我们去发现。像叶圣陶手书、丰子恺作图的《开明国语课本》，我是看了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今年出版的重新影印本，才知道的，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本书。再举一例，丁聪先生之父丁悚，人称老丁，几十年来所见传世漫画仅一二十幅，连一本画册也编不出来，但经国家图书馆一查，竟发现了一千多幅。这件事很有启发性。自己作为一个古稀之年的老兵，寄希望于更多的有志者能够静下心来，热情地投身到这些工作中去。

在研究工作已涉及的领域，像漫画，过去较多地从题材内容和立意方面进行探讨，而从艺术创作规律本身和审美特点以及“子恺漫画”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方面作深入研究，似乎还有待加强。另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散文大家，其散文作品更是有待深入研究。以上思考，挂一漏万，也难免主观片面，敬请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