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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同组的王蒙先生赠我一部他与袁鹰先生合编的《忆周扬》。全书贯穿了周扬先生晚年对长期“左”的悔恨，使人深为感动。特别是他反复讲的一句话，“左的东西，根深蒂固”，由于他地位的特殊，出自他口中的这句话，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这使我想起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件事。

为撰写《中国漫画史》，我拜访了廖冰兄和余所亚二位前辈。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我提起20世纪30年代“左联”人士批判丰子恺先生的事。我抱了好奇之心查阅史料。果然，先发现了1935年9月25日在日本出版的《杂文》上，有猛克先生的《子恺先生的画》，批评丰子恺的三幅漫画《我们所造的》（图一）、《米和豆》（图二）、《冬夜工毕》（图三）。说漫画作者“在外表描歪了他们的嘴脸”，是“拿他们做了装饰门面的材料”，是“强奸了他们”，是“给他们的痛苦包上一件美丽的外衣，想要欺骗得连他们自己也看不出自己了，这就简直是阴毒”。

接着，又查阅到1930年一卷四期《萌芽》杂志上柔石先生的《丰子恺君底飘然的态度》，批评丰子恺在《中学生》杂志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画中的梅花。文章说：“赞美我们千年来文化所钟的国花，原也是丰君的自由……正如他喜欢吃素，我们不能硬用牛肉来塞他底口里一样。”在文章作者看来，丰子恺应当劝导中学生去看“河浜上的以船为家的他们底苦况”，“去看看马路上的美国的带白帽的水兵用棍棒似的短stick没头没脑地敲着拉不快的黄包车夫底头皮”，认为“定比去看梅花要多一点感想，多一点益处”。

说实在的，我是经历过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环境的，照说接受“左”的熏陶和教育已够深的了，但当看到猛克和柔石二位的文章，仍然感到大吃一惊！怎么也没有想到，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十里洋场上海的左翼人士竟会如此之“左”！平心而论，像丰子恺这样的文艺名家，能画出《我们所造的》等作品，表明他是抱有一颗同情之心关注劳动大众的生活的。“左联”人士应会看到，丰子恺早在1926年应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等人之约为《中国青年》创作封面《矢志》等画。在《我们所造的》稍前已经发表了《最后的吻》、《邻人》、《吃力不赚钱，赚钱勿吃力》、《东洋和西洋》等揭示社会矛盾的名作。在当时那个军阀和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里，出现一批这样的作品——包括《我们所造的》等，已属难得；可左翼人士竟然无法容忍，要写文章进行批判，还给丰子恺扣上了“强奸”、“阴毒”的帽子。

丰子恺当时应叶圣陶先生之约在《中学生》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介绍中外美术欣赏的文章，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在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给年轻人介绍健康的文化知识和审美知识，也属难得，可“左联”人士竟也不容，竟以粗鲁的语言加以谩骂。

“左联”人士自己表现劳动大众的疾苦、呐喊、反抗和斗争，无可非议。鼓动广大文艺家也去关注这一方面，亦可理解。但要所有文艺家都去表现这些题材，不仅脱离实际，简直是霸道了。当时那个社会，读者千差万别，上海又是以小市民为主的社会，只表现革命斗争，又能拥有多少读者？即便社会主义的今天，大报小报不也在靠歌星、影星、大美人照片去招徕读者么？同样，梅花不是大大扬扬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和人民大会堂的正厅吗？在那样的社会，丰子恺画那样的画，写那样的文，何错之有？

我注意到，《忆周扬》一书中有篇猛克先生的文章，介绍到当时“左联”组织其青年成员学习讨论，写批评杂文的事。这倒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背景。看来猛克、柔石的文章并非偶然的个别现象。“根子”是在上头。据知，当时“左联”人士也批判夏丐尊的文章和叶浅予的《王先生》，真有点“横扫”劲头了。

重温历史，可使人清醒。“左”的东西延续时间竟长达40余年，至“文化大革命”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上述20世纪30年代二例，对理解周扬“左的东西，根深蒂固”这句话大有帮助。其实，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队伍中，也并非没有头脑较为清醒者，革命家张闻天就是一位。他在1932年《北斗》第30期，以“歌特”为笔名，发表长文，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现以他的话做为本文的结束语：

“我们的同志中间所存在着的非常严重的‘左’的关门主义。”“这种‘左’的关门主义，……表现在文艺上是某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本书作者按：此为瞿秋白提出的）的理论。照这种理论看来，凡不愿做无产阶级煽动家的文学家就只能去做资产阶级的走狗。”“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在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上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