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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先生说：“李叔同先生是中国最早提倡话剧的人。最早研究油画的人，最早研究西洋音乐的人。”“中国有话剧、油画和钢琴音乐，是从李先生开始的。”

关于丰先生说的三个“最早”，多年来已有很多著述介绍，这里不必赘说。根据我自己发现的史料和研究心得，认为除了丰先生说的三个“最早”外，还应当另外再加两个“最早”。这就是，李叔同也是中国最早提倡报纸广告艺术的人；最早提倡现代木刻版画艺术的人。中国有报纸广告艺术和现代木刻版画艺术，是从李叔同先生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弘一大师永怀录》一书中发现一条线索，一位名叫“孤芳”的先生60年前写了一篇《忆弘一法师》。文中忆及民国初年，他与李叔同在《太平洋报》共事，李叔同任美术编辑，负责报纸的广告图案设计。这一迟到了40年的信息，使我如获至宝，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国内仅存的一套《太平洋报》。果然发现了大量广告设计，或整版，或半版，或插在文内，都出自李叔同一人之手（图一）。

从迄今所能了解的情况看，在《太平洋报》之前，“中国报纸”的广告只是文字，并无图画。孤芳文也说“在那时候中国报纸的广告除了文字之外，没有图案的，只有《太平洋报》的广告有文字，有图案，都是法师一人所经营的……”早在1905年，报业先驱郑贯公等人有鉴于“外国报纸，常有插入图画，加以解说，使人一目了然”，呼吁“吾国报纸，亦可循之者”。还对“中国素视艺术为游戏品”，不重视绘画的宣传作用的观念进行了批评。在孙中山、郑贯公等人的推动下，1905年《时事画报》在广州出版。这里介绍上述背景情况，或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报纸不见图画作品的了解。《时事画报》所刊是绘画作品，并非广告图画装饰。因而，可以说是《太平洋报》开启了中国广告图案艺术的先河。关于李叔同的广告艺术，我已在1984年写出介绍文章《中国近代美术的先驱者李叔同》在《美术研究》第4期刊出。这里就不进行艺术评析了。

几年之后，李叔同出任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美术和音乐教师。同事有夏丐尊、姜丹书等。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曹聚仁等都是学生。当时，李叔同和夏丐尊在课余组织了“漫画社”和“乐石社”两个组织。乐石社研习金石雕刻，据“乐石社”成员吴梦非回忆，当时他们“曾出版《木版画集》，这是自画、自刻、自己印刷的作品，其中有李叔同和夏丐尊的木刻”。（见《“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断》，刊于《美术研究》1959年第3期）吴梦非受业名师，后来也成为著名教育家和画家。其回忆有权威性。只是非常遗憾，这本1912～1915年间的《木刻画集》现在无法找到，画集上李叔同、夏丐尊和丰子恺等人的木刻作品，也很难看到了。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图书馆查阅20世纪40年代大后方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发现朱光潜先生在所写的《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一文中说丰先生是中国“最早作木刻的”当代艺术家。这无疑又传递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为此，我特地拜望了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的朱先生。老人深情回忆了当年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与丰子恺、夏丐尊和朱自清共事，一起吃绍兴老酒的情景：“丰先生刻木刻是在白马湖的时候，即1923、 1924年间，我们大家经常在一起谈天，他常常是当场画好了立刻就刻，刻好后就传给我们看。我记得很清楚。他最早的一些画，是亲自作过木刻的。”顺着朱先生的“证词”，我查看1924年间丰先生在白马湖创作的画作，果然有意外的发现。至少发现了近10幅明显是刻出来的作品。没有想到，从几十年来常见的《爸爸还不来》、《阿宝赤膊》这些“老面孔”上，竟然会有突破性的发现，令人大喜过望。

朱光潜的回忆和丰子恺木刻画的发现，都间接地印证了当年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乐石社”师生的木刻实践。也间接印证了吴梦非先生回忆的可信性。丰子恺作为“乐石社”成员时的木刻已不可见，但他当年学到的现代木刻版画的技艺，在10年之后仍用于漫画创作，是有“证”可见的。所以应当说，李叔同也是中国现代木刻版画艺术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总结以上两点，我以为有理由在丰先生提到的三个“最早”之后，再加两个“最早”。

李叔同最早倡导和实践广告艺术和现代木刻版画艺术，长期以来社会上和媒体方面不见宣传介绍，因而在广大读者之间，甚至在文艺界也鲜为人知。不及戏剧（特别是话剧）、音乐和油画的影响大和社会认识的广泛。但这毕竟都是历史上发生的事实。就广告艺术来说，对当时和后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实在还有待工艺美术史家认真研究。再以现代木刻来说，李叔同的倡导，他本人及丰子恺等人的艺术实践，比大家所熟知的鲁迅倡导的左翼木刻要早十几年。因为几十年来不像左翼木刻那样一直在宣传，故此也少为人知，但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