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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先生1925年为诗集《忆》所作彩色插图，我判断是套色木刻，或者说是笔绘和套色木刻相结合的作品。现在我把想法写出来，求教于读者和专家。

30年前发现的丰先生现代黑白木刻，我已在《现代木刻版画的先行者李叔同和丰子恺》一文中有过介绍。（已收入2002年《漫画的话与画——百年漫画见闻录》和2005年彩色版《中国漫画史话》两书中）

为了便于讨论套色木刻，现再将相关情况作简略介绍。

1959年，李叔同当年在“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的学生吴梦非先生在《“五四”运动前后的美术教育回忆片断》一文中回忆说：

“我们的课外组织有‘漫画会’、‘乐石社’（研究金石雕刻）等，并曾出版《木版画集》，这是自画、自刻、自己印刷的作品，其中有李叔同、夏丐尊等的木刻。”（《美术研究》， 1959年第3期）

这段话足以震动人心，可惜介绍得简略了些。几年后，我在抗战期间移至大后方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中，发现了朱光潜先生《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一文，文中描述说：

“我们吃饭和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闹，各人到量尽为止，大家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

酒后有时子恺高兴起来了，就拈一张纸作几张漫画，画后自己木刻，画和刻都在片刻中完成，我们传看，心中各自喜欢，也不多加评语。……”

这段诗一般的描述，撩人心弦。这位最具权威的目睹者告知我们，丰先生早年是刻过木刻的。1981年6月4日，我迫不及待地带着这篇文章跑到北京大学燕南园拜见朱先生。果然，朱先生老话重提：

“丰先生刻木刻是在白马湖时候，即1923、 1924年间。我们大家（本文作者注：指夏丐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经常在一起谈天，他常常是当场画好了立刻就刻，刻好后就传给我们看。我记得很清楚。他最早的一些画，是亲自作过木刻的。”（《访朱光潜先生》，《美术史论》1982年第2期）

既然丰先生“最早的一些画，是亲自作过木刻的”，我便在丰先生最早的画集里寻觅，果然有所发现。至少有十几幅漫画给人以是木刻出来的印象。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在写文章介绍时，我只选了《阿宝赤膊》、爸爸还不来》、《晚凉》和《立尽梧桐影》四画为例。具体指证那些线条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刀刻痕，可以断定绝非画笔能够信笔画出来的。这四幅画，印证了朱先生所言的真实性，丰先生的确创作过现代木刻。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根据线索到清华大学图书馆查阅一本俞平伯1925年出版的袖珍本诗集《忆》（图一）。书里有多幅丰子恺的插图。插图分黑白和彩色两种，彩色计八幅。当时我就发现彩色部分十分像是套色木刻。但因匆匆阅后即行归还，也只留下了印象与悬念。

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夏宗禹先生设法复印了《忆》，赠送给我一本。可以捧在手中揣摩，经长时间思考，我断定彩色插图确为套色木刻，理由有下面四条：

（一）《淡青的月儿》（图二），窗上和桌上的大片浅灰色，其间还带有细点点，这绝不是画笔所能描画出的，应是彩色套印出的效果。《银红的衫儿》（图三），窗间的垂直蓝色条线，也不是画笔所能描画出的，应是套印效果。又如《老绿梅和红栏杆》（图四）亭壁部的褚色、《人在城外了》（图五）的部分柳条，也有同样的套印效果。

（二）《老绿梅和红栏杆》楼亭檐部的褚色横线右端，呈现出明显的刀刻痕，不是画笔信笔能描画出的效果。树枝间露出的红栏杆也给人是刻出来的印象。

（三）《人在城外了》、《白的绣球儿》 “TK”签名是双色套印，如果不是套色木刻，就没有必要用两个颜色。

（四）这批插图创作于1924—1925年间，正是丰先生热衷于木刻的那两三年间的产物。

虽然有以上判断，我也一直有几点疑虑。

这几幅彩色插图，木刻刀痕不像黑白木刻《阿宝赤膊》、《晚凉》等那么明显。如《淡青的月儿》十字窗棂的众多交叉线条，竟没有一点刀刻痕迹。桌下的黑影也像画出来的。这种现象在其他几幅中也有流露，使人疑虑是画与刻相结合的效果。还有，究竟是油印套色，还是水印套色，从印刷品看也不敢轻易断定。因为有这样的疑虑，我长期没有提笔介绍这些套色木刻。现在想想，年事已高，何必还把想法总憋在个人心底，是对是错，写出自己的认识向大家讨教岂不更好？特别是《忆》这本早年的诗集，社会上流传不多，读者与美术界人士实难看到，介绍出来是有必要的。

1912～1915年间，在李叔同的倡导下，丰子恺等在学校学到了现代木刻技术。到1923年，丰子恺进入绘画创作期，便运用当年所学技术创作了一批木刻作品。照朱光潜先生的说法，丰先生早期为开明书店作插图，也是木刻出来的，那应该是1926年到了上海以后的事。1926年丰先生与同事在上海创办了立达学园，学园校刊上有丰先生许多画作，其中就有木刻作品，如《晚凉》等。所以，丰先生的现代木刻创作实践，算起来是1923年到1926年之间，为时至少长达三年时间。过去我们只介绍了丰先生的黑白木刻，而事实上，他也创作了套色木刻——不管是油印还是水印，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我们应该感谢丰子恺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为数不算少的黑白和套色木刻作品。除了它们本身的艺术价值外，这些作品的珍贵性在于它以实物证明中国早在1912～1918年之间就产生了现代木刻。倡导者是多才多艺的李叔同先生（弘一大法师），丰子恺是实践者之一。而且，到了1923年，丰先生运用当年学到的木刻技法，投入了艺术创作实践，创作出像《阿宝赤膊》等脍炙人口的名作。长期以来，社会上（包括我自己）只知道有鲁迅倡导的左翼木刻，而且还流行一种中国现代木刻始于左翼木刻的说法。丰子恺先生的木刻被发现，使我们终于对历史的真实有了认知。

附记：也许有读者会问，既然丰先生早年创作了那么多现代木刻，为什么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不见提及？这也是我个人的疑问。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与丰先生过从较多，但从未听他谈及这个问题，而且他的家人也都不知晓。今天，我们也只能妄加猜测了。也许是因为实践木刻只是较短时间，漫画创作才是贯穿他一生的显赫成就，也就没有必要再提过去了。还有，他的晚年，正处于鲁迅和左翼木刻走红的年代，也就不愿再提自己年代更早的作品，少一事比多一事要好，是不是也符合他老人家的做人风格？

朱光潜先生一再提及，丰先生为开明书店木刻了不少插图，应当收集出版。我个人因为研究工作繁忙，年事渐高，精力不足，未曾完成这个工作。期待有热心的青年朋友能实现朱老的意愿。泡图书馆十分辛苦，但亦有新发现的乐趣，特别这是件极有意义的工作。